| 孔夫子旧书网上，有陈忠实先生签名的首版《白鹿原》，开价两万八千八百八。我看了，真不是滋味：首版《白鹿原》，我曾买过；陈忠实的签字，我也有，不过不是签在书上，而是签在中国文联的大信封上。当然了，即使陈先生那次签在书上，再高的价格，我也不会卖掉的。 全国八次文代会联欢晚会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我的资历和年龄决定我的位置在远离主席台的最后一排。在国家领导人到来之前，我挤到第一排，找到温家宝总理的名牌，把有温总理去林兰英家中慰问照片的《林兰英院士》，委托同座的一位文联副主席转交给总理。办完这事，发现邻座坐着陈忠实，这才后悔光顾带自己的书而没带《白鹿原》，我家中有三本啊……情急之中，我跑回后面的座位，找到大会发给代表的装有2007年贺年卡的大信封，再次来到陈先生面前。他见多了文学爱好者，没说一声，就掏出笔来写：“陈忠实 2006.11.13.北京”。等他写完，我没等他把信封给我，急忙说：“陈老师，请您写句鼓励的话。”他说话了，还点了点头，“好的。”略为沉思了片刻，很快在其名字的上方写上，“读书，做事。” 《白鹿原》与《废都》同时问世。那时贾平凹比陈忠实势头显眼，也会推销自己。我是在北京的电视屏幕中看到他在书店签名卖《废都》，第二天赶去他已收摊走人。我买下《废都》，尽管有遗憾，但毕竟是首版正版，随后盗版与批判声齐头并进，我一度怀疑这伙评论家是贾氏雇的托儿呢！那种情势下，想在边远的福建小城买到正版书，连卖书的老板都没有把握。 《废都》的热潮稍稍减退后，有位青年朋友几次告诉我《白鹿原》比《废都》好，还更“那格”。我以为他说的“那格”是指性描写，就不在意。我对《白鹿原》开头“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特别反感，认为是故意吊人的胃头，有点无聊。直至手头再也没有好看的书了，一天傍晚，我才踱进单位附近一家小书店。老板熟悉，我搜寻多遍，实在无书可买，只好拿了《白鹿原》。我把它读进去，并一直把它读完。但一段时间里仍认为这次买书是个错误，因为我在书的下半部读到不少错别字，我怀疑这是本盗版书。二十年后《长篇小说选刊》重刊《白鹿原》，我完整地读一遍，没有发现一个错字，证明我当年的怀疑是正确的。 《白鹿原》对我心灵的撞击，不在于性描写，而在国共的殊死恶斗。我当时已是九岁男孩的父亲，性对我不是问题。对《废都》的围剿影响深广。马来西亚华文作家李忆莙不解地问我：“你们满大街卖明清艳情小说，为什么就不能卖贾平凹呢？”我无言以对。我其实心里清楚：是贾平凹那支看似朴拙实则锐利的笔刺中了某条神经，痛得某些人跳起来，但不能明说，不敢明说，只好沿着贾氏预设的台阶，痛斥《废都》是淫秽小说。但这话我不能对一位外国作家说。 我从娘胎里带出的对阶级斗争的恐惧和敏感获得了共鸣，是我深爱《白鹿原》的最重要原因。我母亲出生在兴化湾南岸紧靠海边一个祖传道教法师家庭，并不贫穷，却因小房小姓倍受地主恶霸欺凌。我大舅身为法师，并不热心驱魔逐鬼，而国民党当局与村里的恶势力比鬼怪更可恶，因而从倾向中共发展成闽中海上游击队的联络员。少女时的母亲一天傍晚看到一群穿黑色长衫的人朝家里来，高兴得大喊大叫向大哥报信，却被大哥重重地打了个耳光，躲一边哭去；游击队长因伤被捉，就要在大蚶山北麓的滩涂中活埋。队长的妻子化妆成闲人，拉着我母亲从旁边小路走过。母亲看到：滩涂埋到胸部的烈士，涕泪横流……这情景刀刻一样留在她的记忆中，母亲一直以为这是烈士的最后一刻。我工作后从闽中革命史资料中找到：这天并非烈士的末日，他被从滩涂中拽出，不久被处决于莆田城东岩山上。烈士牺牲，妻子改嫁，与我母亲同龄的烈士儿子无家可归，被送给我外婆。孩子太多养不起，我母亲来我家当童养媳——成了革命间接的受害者。胜利前夕，我大舅因肺痨病不治而逝，二舅因而认为他一家与革命无缘，解放后有关部门多次通知他去登记为“五老人员”，他一概不理。夜阑时候，他捧着哥哥那如雕版似的毛笔手稿独自垂泪——哀叹天妒英才。他们兄弟姐妹众多，但无一人及他一半。我从小被二舅看好，但他没给我看这些手稿。我表哥也从未提起。母亲看过，但她文盲一个，只给我形容“字像刀刻出来的。”烈士的儿子成年后成了海岛党支部书记，二舅对他不屑一顾，但书记对二舅在海岛“驱鬼逐魔”倒是照荫的——那是在“文革”期间啊！ 因为怀疑是盗版本，我对初版《白鹿原》并不珍惜。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开评。评选报批之时，评委会给陈忠实打电话，要求他修改。陈表示同意（大奖面前，谁能不同意啊）。至于修改的地方，公开的媒体语焉不详。于是随着茅奖的颁奖，修改本《白鹿原》问世，我买了这本褐红色封面的修改本，原来白嘉轩那糟老头的油画封面我实在不喜欢。一位朋友写红色造反的小说，我就把初版《白鹿原》送他了。 随着时间的流逝，《白鹿原》渐渐被认为是当代经典。当年获奖时修改的内容，也成了时断时续的话题，有说是删去大量性描写的，也有说是仅作少量的删节。我曾对两个版本的页码作比较，肯定后一种说法是对的。另一处重要修改是：书中朱先生那句“国共争斗无是非”，用适当的方式表明是书中人物的观点而非作者的观点——也就是说不是本书的主题。 曾任茅奖评委的何镇邦来莆参加文学节。在他的房间，我问此事，他回答的十分干脆：“只删去二千多字，就是田小娥第二次与黑娃上床，田小娥与白孝文在废窑里的性描写；另外一处就是国共争斗说了。”听他这样说，我对送出去的初版本就无所谓了。同时明白了一个道理：小说创作性描写不是不能写，而是要把握度，这度，从理论上说，就是看对情节的推进有无必要。有必要，就可以写，不必要的描写，就得删去。 《白鹿原》问世20周年，人文社出了精装本纪念版，腰封写“1993年原始版本完整呈现”；《长篇小说选刊》全文重刊。我把后者通读一遍，再按何镇邦老师的指点，断定两者其实都是修改本。 事情本来也只能这样，是陕西女作家周瑄璞再次挑起我心头的隐痛：她为宣传自己的《多湾》，对记者讲起这样的事，她捧着《白鹿原》找陈忠实签字。陈说：这初版本我自己手头都没了，这样吧，这本我留着，我另签一本新的给你。”周瑄璞捧着新书乐呵呵地走了，估计给的是精装本。她哪知道，新旧版的不同价值，简直是天渊之别啊！ 周瑄璞颇带炫耀的叙述，再次撩拨起我的后悔。由于各自搬家，我与那位写红色小说的朋友多年没有联系，辗转找到他的手机号，他早已把他的小说稿扔到不知哪里去。听到此我松了口气，既然自己不写小说，自然也不会看重《白鹿原》，我遂委婉地提出要回的请求，他爽快地答应找一找给我。我焦急地等了三天，他回话了：“楼上全部房间找了，连楼下的储藏室都翻了。没有！” 2014年我在深圳书城，看到新版白嘉轩油画封面的《白鹿原》，书的腰封写：“1993年原版原样重印”，买回来与纪念版比对，以为这仍然是修改本。 最近，我从孔网旧书店买了1993年8月出的一版三刷《白鹿原》（我嫌一版一刷的太贵，仅隔两个月就重版的三刷应该不会有任何不同）。拿到书后，与二十年纪念版比较页码，少了两码。我以为后者少这两码就是删去那二千字。心里不太确定，遂花一整天逐段比对，终于发现，少的这两码，是用电脑排字使用半角（标点符号仅占半格）所致，两章各少了五行，导致全书少了两码。我读旧版，发现几处铅字排印不整齐之处，这是现在的盗版者无法做到的。 认定纪念版确如腰封上“1993年版完整再现”，我根据何镇邦的指点，找到田小娥与黑娃第二次上床描写的段落，把两书对比，一字都没动。至于田与白孝文在废窑中的段落，我就懒得比对了。 “国共争斗说”在书中有两处：一处是朱先生对白嘉轩说：“噢！这下是三家子争着一个鏊子啦！”白嘉轩侧身依着被子上瞧着姐夫（朱先生），琢磨着他的隐隐晦晦的妙语，两家子自然是指这家子国民党和那家子共产党，三家子不用说是指添上了黑娃土匪一家子。另一处是朱先生对鹿兆鹏说：“公字和共字之争不过是想独立字典，卖荞面和卖饸饹的争斗也无非是为独占集市！”鹿兆鹏忍不住痛心疾首：“是他们破坏国共合作…… ”朱先生说：“不过是‘公婆之争’。” 两处都清晰地写明是朱先生的观点，可见茅奖评委会对陈忠实的修改要求是无的放矢。可以理解的是评委是个群体，打电话只能是个体，既然有人提到这个问题，打电话者也就顺口那么一说，陈忠实答应下来，修改本出来，谁也没去比对他改了几处。像我这样死心眼较真的人极少。好在我没权，连话语权都没有。 弄清以上事实，我以为，除了《白鹿原》获奖之后至二十周年纪念版之前出的版本，其余的都是未删节的“原始版本”。令我不解的是，既如此，网上的旧书（1993年版）何以卖得比新书、比精装本都贵出若干倍呢？只能用大部份人对文学界、对出版界极不信任，尤其是讨厌泛滥成灾的“腰封”来解释了。 我浏览网店上的《白鹿原》作者签名本，除了上述“二万八”之外，开价从六百元至四千元不等。大部份都把签字展示出来。我把它们与陈先生给我写的那几个字逐一比对，结论是：真迹仅占一成。从事书画鉴定的朋友曾告诉我一个窍门：就看作者的签名，既然被称为大师了，岂有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好的道理。 陈先生魂归道山，似我者没有追怀的资格，把上述观点写出来，就为像我这样众多陈的铁杆粉丝不要花冤枉钱，美好的感情被人利用。 |
市总工会助力木兰溪生态文明发展项目入选全国工会重点工作创新案例
湄洲岛生态低碳发展案例再次亮相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大爱和平 文明互鉴 第九届世界妈祖文化论坛在湄洲岛举行
灵华线羊角寨隧道上演“紧急救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