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被告是并排坐着的两位父亲。被告席由课桌拼成，蒙着红布，摆了“被告”标牌。 法庭设在一所乡村学校三面环山的操场上，这场审判也与学校有关。两位素不相识的父亲因为相同的案由成为被告：他们的孩子都是这所学校的学生，但因为不同的原因辍学，短则3个月、长则3年多。多次劝返无果后，云南省丘北县官寨乡人民政府作为原告，起诉这些孩子的监护人，请求法庭敦促他们履行义务教育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规定，把孩子送回学校。 坐在原告席上的是一位副乡长。原告和被告均没有请律师。2019年12月20日下午，案件在官寨乡中心学校审理。旁听者很多。校长陶磊统计，约2500人旁听了这起民事诉讼。这所学校中学部的全体在校师生，盘腿坐在足球场上；足球场看台上则是外人，包括一些学生家长和附近的乡邻—— 当天正是乡里热闹的赶集日，这是选择公开开庭日考虑的重要因素。但现场十分安静。在场的校长陶磊觉得，人们旁听庭审就像是在看电影：盯着正前方， 并保持沉默。 一位名叫张世银的被告记得，他在法庭上“心里很慌”，当时他唯一的念头是，“要让我的孩子好好读书”。 坐在对面的副乡长刘先要注意到，张世银在法庭上说了很多遍“我知道错了”，以及“下次一定把孩子送回来”。即使法官询问“你还有什么证据需要补充吗”“你听清楚了吗”等法律程序上的问题，他还是回复这两句话。 对于对簿公堂的双方来说，这都是他们人生中的第一次庭审。对于法官饶海泉来说，这 次经历也是特殊的——它是丘北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的第一起由辍学引发的“官告民”案件。
3份通知与1张传票
直到庭审，她才第一次见到对方。张世银没有为自己辩解。法官询问孩子辍学的原因，他回答：“孩子自己不想读，我们也没有办法。”他的两个儿子分别应读九年级和七年级，在2019年秋季开学后，没有回到学校。 多年以来，这个40岁的男人与妻子在广东省东莞市的一家玩具厂打工。按照往年安排， 他最早会在农历腊月二十七回家过年。 传票送到家时，他人在千里之外。直到开庭，他仍不知道传票是什么。此前，这家人已经收到了当地政府的3份书面通知：2019年9月9日的“劝返复学通知书” ，11月11日措辞更加严厉的“责令送被监护人接受义务教育通知书”，11月19日的“教育行政处罚告知书”。但是，升级的公文并没有把张世银追回来，直到传票到达。这次，为了参加庭审，张世银请了一个月假。这意味着他少赚了4000元的月薪，也拿不到工厂年底发放的500元路费。他面临的还有一笔超过月薪的罚款。庭审中，副乡长刘先要指出，乡政府此前对张世银夫妇进行了批评教育，责令其改正，并决定给予5000元的行政处罚。 12月20日这天的庭审只持续了半个多小时。法庭对双方进行了调解。按照调解协议，张世银必须要在最近的周一，也就是2019年12月23日，将两个儿子送回学校。乡政府也表态 ，学生复学后，5000元行政处罚也马上中止。案件受理费50元由乡政府自愿负担。刘先要认为，庭审的“震慑作用”很大，能让旁听者迅速了解义务教育相关法律。法官也为此做了一定的努力——考虑到被告和旁听者的身份，他尽量使用更通俗的语言去解释法律条文。
扣下证件留不下人
这所学校为了防止学生辍学去外地，要求他们初中入学时，就把身份证和户口本交给班主任保管。 梁文娟把她班里的这些证件用衣服包着，跟藏钱一样，放在她认为最安全的地方。为了方便家长取用，她人在哪儿，这包证件就放到哪儿：工作日把证件放在学校的宿舍里，周末和假期把证件带回家，开学前后必须随身携带因为使用频率太高。不在本地的家长，她只好把他们的证件拍照发过去。 有些家长对此有怨言，她解释“这是为了孩子好”；还有家长感觉不方便，另外去补办了户口本。2019年秋季开学后，学校调整了做法，把户口本还给了学生，只留下身份证。 但“扣押”证件依然没有留住八年级6班的那两个学生——他们后来告诉梁文娟，他们可以搭乘不检查证件的私人运营大巴去外地。
跨省招收童工很难追究
他父亲很多年前因贫辍学，只读到初一，希望自己的儿子能顺利读到高中，甚至读完大学。他说，“我只想要好好读书的孩子，不想要打工的孩子”。张锐锐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想了一夜，带了3件衣服、3条裤子和1双鞋子就偷偷出了门， 没有带一分钱。他跟着表哥坐了3天的大巴才到达广东，路费还是跟表哥借的。 但到了工厂，事情没有他想象中的顺利。他每天要干15个小时，常常加班还没有加班费 。他干活比较慢，上司指着他的鼻子问，“你是不是不想干了？”他一度想过回家，但看着地 图上的地址，摸不清回家的路——他意识到，自己的书还读得不够。几个月后的一天，张锐锐被叫到工厂办公室。一进门，他看到梁文娟正在等着他，他鼻子一下子就酸了，在梁文娟的怀里哭了出来：“老师，你们怎么来了？” 梁文娟告诉记者，她参加的工作组到达汕头时，先去当地派出所说明了情况，在警察帮助下才进入了工厂。这家工厂涉嫌违法招收童工。张锐锐说，每当遇到各项检查，厂长总会给个子矮小的员工放假。 就辍学问题提起诉讼时，乡镇人民政府可以将非法招用义务教育适龄学生的单位列为被 告或第三人。但徐定文分析，多数用工单位都不在省内，乡镇政府没有“那么长的手”，而且 他们了解的往往是间接证据。 因此，他建议，建立一种控辍保学的跨省工作机制。丘北县的辍学学生正在减少——截至2019年12月27日统计还有18人，比3个月前的214 人已大幅减少。根据乡政府提供的信息，官寨乡仍有3名辍学学生。据老师们反映，问题还会反复，每学期开学前都会有学生流失。他们希望，“官告民”公开庭审之后，问题会有所缓解。张锐锐回到教室当天，受到了同学们的鼓掌欢迎。他想要回到座位，梁文娟老师让他先到讲台上，跟同学们讲讲打工见闻。 “我觉得出去一趟，我变得更成熟了。”张锐锐对记者说。2019年12月30日，跟他同班的杨天也回到了学校——在父母收到传票之后。 张世银也履行了法庭上达成的协议。2019年12月23日，他从家里出发，骑着摩托车， 车上坐着他的两个儿子。父子三人绕着山路花了近一个小时到了学校。 回家后，这位父亲默默在床上哭了起来，他表示自己“很后悔”。他和妻子初步商量，2020年春节后，留下一人在家，陪着孩子读完初中，哪怕这意味着另一个人要更加辛苦赚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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