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滥食野生动物对公共卫生安全构成的巨大隐患，引发了社会各界的热议。乱吃野味被推到舆论枪口，让笔者不由得想起魏晋时期的一段议论。
  王叔和:食不欲杂，杂则或有所犯

       魏晋医家王叔和曾说：“食不欲杂，杂则或有所犯。有所犯者，或有所伤，或当时虽无灾苦，积久为人作患。”后魏学者张湛在《养生要集》中也全文引用了王氏所言。
  类似说法还见于西晋张华的《博物志》和南北朝陶弘景的《养性延命录》，“杂食者，百病妖邪之所钟。”您听，这二位的话更狠。“杂”原指把多种颜色混在一起。“杂食”在此指吃的种类太乱，超出既往经验范围，食性、毒性都不知道，容易撞上不洁之物而得病即“有所犯”，当场就撂倒您或过了潜伏期找后账。所以说，逮着什么都吃是妖精鬼怪而非人的食性。
  不过，“食不欲杂”可不是让您为保平安专吃一样食材。中医不主张偏食，最早的膳食宝塔就出自《内经》，“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精益气。”“谷肉果菜，食养尽之。”
  五谷、五果、五畜和五菜都是人工栽培、驯养。换言之，魏晋文人和医家厌恶的“杂食者”应当是常吃野味的主儿。
  为何上述4位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学者异口同声反对“杂食”？咱还从挑头的王叔和说起，他在中医史上的最大贡献是整理了东汉张仲景的《伤寒卒病论集》，使之得以流传至今。
  张仲景:“伤寒”是“卒病”
  张仲景说他因族人暴死于瘟疫而学医：“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之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全族200多人不到10年就剩60多口，什么病有如此高的病死率？是突发的“伤寒”病。
  此处的伤寒不是现代感染伤寒沙门菌所致的肠伤寒，而是感受寒邪所致之病。这是时令杂病还是传染卒病？如为前者，《伤寒论》里不会撂下那么多恐怖的“难治”（17处）“不治”（15处）和“死”（93处）狠话，除非病人确实会大量急速染病至死。“伤寒卒病论集”中的卒可通猝，有突发、忽然意，如脑中风又称脑卒中。
  比张晚生的曹植《说疫气》中，也形象记叙了当时的瘟疫灾难：“建安二十二年，厉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有学者从发病季节、临床表现、传染范围、传染途径和病死率等分析，东汉流行的“伤寒”“厉气”，很可能是两种与啮齿类动物老鼠、田鼠和旱獭有关的烈性传染病：鼠疫和流行性出血热。
  可见，王叔和等人众口一词的“食不欲杂”，也是大疫后痛定思痛的切肤感言。“虽搞不清伤寒的来龙去脉，但直觉和灾荒年间饥不择食，吃了不该吃的东西有关。”
  陆游:其余川泳云飞之物，一切禁断

       有鉴于此，唐宋正统的饮食观提倡节俭，限定肉食种类，不吃野生动物。这从南宋诗人陆游晚年写给族人的《放翁家训》中可见一斑。
  首先，人和万物一起生活在自然界，应当互不为害，“人与万物，同受一气，生天地间，但有中正偏驳之异尔，理不应相害。”其次，早些年间人吃野兽是为生存而迫不得已，“上古教民食禽兽，不惟去民害，亦是五谷未如今之多，故以补粒食所不及耳。”因此，日常肉食中只应吃羊、猪、鸡、鹅等，连耕地的牛、看家的狗都不该吃，更甭说山里跑、水里游和天上飞的野物了，“今欲除羊彘鸡鹅之类，人畜以食者（牛耕犬警，皆资其用，虽均为畜，亦不可资），姑以供庖，其余川泳云飞之物，一切禁断，庶几少安吾心。”
  对那些专吃山珍野味猎奇者，陆游嗤之以鼻并规劝族人不可效仿：“彼多珍异夸眩世俗者，此童心儿态，切不可为其所移，戒之戒之。”所谓“童心儿态”不是夸人可爱憨态，而是讥讽其为蛮荒之人。
  平时不吃，灾荒年间吃吗？咱再看看明代朱元璋第五个儿子朱橚编的《救荒本草》。该书专为灾年平民食用而作，收录414种野生植物，写明什么部位可吃、怎么吃，愣是一个野生动物都没有。
  顾仲:“餔餟之人”和“滋味之人”
  清代医家顾仲写了本养生食谱，名为《养小录》。孟子看不上成天琢磨吃的主儿，贬为“饮食之人，则人贱之矣，为其养小以失大也”。但顾仲认为惦记吃没错，毕竟民以食为天，关键看怎么吃。
  他把饮食之人分成三类，一类胡吃海塞，“餔餟之人：秉量甚宏，多多益善，不择精粗”；一类猎奇乱吃，“滋味之人：求工烹饪，博及珍奇，又兼好名，不惜多费。损人益人，或不暇计。”这两类人确是“养小以失大”。
  真正讲究吃的是“养生之人：务洁清，务熟食，务调和，不侈费，不尚奇”。
  顾仲所言极是。静心想想，如今不同国家、民族、地域人群的食材基本趋同，肉食基本就是牛羊猪鸡鸭鹅等，主食不出米、麦、薯类，为啥？够吃、营养、安全，足矣。
  据《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