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直狂生
绍定末年(1233年)宋理宗登基主政,重用夺嗣政变、策立自己登基的王府教授郑清之为右相,并吸收真德秀等一批名士任重要职务,改元端年,以示更化,试图改善以往朝廷腐败无能的形象,在这种政治背景下,王迈自南外睦宗院教授被召回京都为都察审案,这时期是真德秀主持贡举主考,他任王迈为初试官,因王迈读试卷快,出意见看法也快,因此对名次的予夺升降多征询王迈的意见,这期间所录用的多是有真才实学的人。 王迈的学识才干深受郑清之、真德秀赞赏,拟调进学士院。学士院是朝廷储备人才之地,公卿大臣都是由学士院派出任职的,郑清之想把王迈调进学士院,将来有更多的升迁机会。但进学士院须经策试,才能调进。 这天轮到王迈策试答题,他本以为执事大人策问会以安邦定国的当世时务为题,不想让他回答的题目只是“楮币至是、学术穷矣,其将何以救之”,意思是说,目前纸币泛滥贬值,使国家内外交困,要用什么办法解救,现在国库空虚,要提出如何才能使经济全面恢复的良策。 王迈对策敏锐破题,提出纸币泛滥并非使经济衰落的主要原因,目前纸币在市场流通上最大的问题是由于国家制度不健全,如果有效地节制纸币滥发,使纸币比黄金还难得,黄金要是似土一样遍地都是,而纸币却十分难得,那么这纸币就成了宝贵的货币,既方便百姓携带,也利于国家掌控,这纸币自然就会金贵起来。他并列举了古代金钱货币流通的经验,引经据典,考究本末,认为更重要的是“国贫纸币多,弊端始于兵祸”,就是说,战乱不休,军费不断增加,也是纸币贬值的重要原因。 王迈接着说道:“乾淳年间,纸币发行数只有二千万,那是因为南北和平息战,休养民生。到开禧时又重启战端,纸币增至一亿四千万,绍定年间加上山东战乱,纸币增至二亿九千万,其中军事费用居五六成。”论到这里他说:“兵之费为重,兵之祸最深。”指出要重使纸币恢复市场地位,应结束战争,节约军费开支为第一要务。 王迈接着又说纸币贬值的另一种原因,“第二种是节省朝廷的开支和浪费。宫廷内的嫔妃、太监索取过多,更有大兴土木,修建宫殿,以致入不敷出。提议官员体谅国情,自觉减少俸禄,若能如此,国家经济定能好转,纸币当如黄金一样被人看重。” 王迈的论述全面,直切当时朝廷的时政,策试大人赵汝谈听了王迈的答策顿觉惊异而敬重,真德秀病中读策,称赞策好,功德无量。南宋大诗人刘克庄赋诗赞曰:“策好人争诵,名高士责全。”根据王迈的真才实学,雄辩的口才,当月便提升为秘书省正字。 再说宋理宗虽贵为天子,但用人随心所欲,反复无常,刚重用郑清之为相不久,又拟提主和派乔行简为右相,还规划原班辅臣重新复用。王迈出于忠君忧国之心,上表谏阻,表章上说:“天下之相,当与天下谋之。”作为宰相应该处处关心国家和人民的密切关系。在表章中还阐明,任用奸邪刻薄之人,会使忠义之臣耻与同朝为官,会使良相郑清之所用的君子辅臣离开朝廷,致成奸雄与小人结成邦派,恣意妄为,臣恐天子不独无福,且有生灵涂炭之祸。古今忠奸势不两立,君子与小人同立朝堂实非易事。愿陛下唯社稷为念,勿致奸邪迷惑圣聪,百官才能诚服,人民拥戴,这才是国家长治久安之计啊! 想不到皇上不但不听王迈谏阻,二个月后宋理宗任命主和派乔行简为右丞相,王迈怒发冲冠,再次冒死上殿启奏:“我王呀,人主欺天为过之大者,人臣欺君为罪之尤者。你身为君王若不听忠告,独断专横,以致国家蒙难,百姓受苦,就是最大的欺天,作为人臣若知过不言,阿谀奉承,以致奸臣乱国,便是欺君。”宋理宗发怒,阻止说:“好了,不要再奏了!”王迈仍高声说道:“微臣言犹未尽,怎能不奏!再说前相史弥远欺上瞒下,陛下置若罔闻,任其进退大臣,擅权乱政,以致你贵为天子不能自由作主。史丞相病死,陛下不追究他误国乱政其罪当诛,还追赠封王,福荫子孙。”奏到这里王迈不顾皇上气愤至极,仍高声再奏:“陛下呀,你如此厚奸薄忠,赏罚不公,怎能不使朝政混乱,朝野寒心呢?”面对王迈如此激烈的指责,宋理宗勃然大怒,拍案大骂:“大胆狂生,真是狂生也!退朝,退朝!” 似王迈如此大胆冒死直奏的人历史上也不多见,但君威不可冒犯,他的仕途官运可想而知。随后皇上以“言过其实“将他贬为漳州通判,后谏官李大同、蒋岘等人趁机弹劾王迈妄议朝政,受到官降三级的处分。几年后才复职赣州通判。后来王迈因父母病故,在家守孝三年。适逢郑清之再度为相,召他为左曹营郎中,他辞不赴任。再召为广东刑狱时又辞谢。从此他退居仙游故里,安贫乐道,泰然处之,他自号“敕赐狂生”,常与文朋诗友吟诗答对,以娱自乐。在家乡期间还倡建园庄“庄山书院”,发展文化教育,培养地方人才。还亲书“凤毛”“麟趾”二字匾额,挂在书院告示人们人才稀少难得,要尊重人才,崇尚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