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绍兴丁巳年（公元1137年），宋朝廷的秋试揭榜，兴化军城的谯楼有紫气云集，光焰亘天，邑人颇感惊奇。次年，也就是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是这座军城的大喜之年。在宋朝廷戊午科省试293人的榜单中，兴化举子共有16人榜上有名。其中，黄公度为状元，陈俊卿中榜眼；73岁的林邓在榜单中年纪最大，为榜尊；年仅18岁的龚茂良在榜单中年纪最小，为榜幼。小小的兴化军竟然魁亚联登、四异同科，这被邑人视为莫大荣耀，里社高扬着“枌榆未五里，魁亚占双标”的大旗。
  祈梦问功名  伯仲一语间

       魁亚联名的荣耀被代代相传，相伴而起的是一些动人的传说。传说仙游九仙祠梦占十分灵验，陈俊卿就在应试前前往祈梦，讨问功名，梦到一位仙人对他说：“你的前程在黄公度的口中。”陈俊卿在经过黄公度家门时，与他聊起此事。二人虽为挚友，公度却当仁不让地说：“当然我是状元，你是榜眼了。”俊卿不满地问：“为何抬高自己，贬低别人呢？”公度见状，于是戏言道：“那好吧，不然你是状元，我是榜眼吧。”果不其然，揭榜之后，黄公度为状元，而陈俊卿为榜眼。在觐谒皇帝时，宋高宗见小小莆田居然人才辈出，颇感好奇，就问黄公度和陈俊卿：“你们的家乡到底有何奇特之处？”公度想想，奇特之处自然与他处不同，若论物产，则非披绵黄雀和通印子鱼莫属，于是自信地回答道：“披绵黄雀美，通印子鱼肥。”陈俊卿也想了想，回答道：“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高宗听罢，连连点头称赞，对俊卿说道：“公度不如你啊！”。于是，赐陈俊卿为状元。
  这个故事在明代朱国祯《涌幢小品》曾有记载：“陈仆射俊卿谒九仙祠问功名，梦仙曰：‘前程在黄公度口’。陈过黄，黄曰：‘我状元，子榜眼。’陈曰：‘何尊己而卑人？’黄曰：‘然则状元尔，榜眼我’。廷试，黄果元，陈榜眼。高宗曰：‘卿土何奇？’黄曰：‘披绵黄雀美，通印子鱼肥’。陈曰：‘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高宗曰：‘公不如卿’，改陈为元。”传说是否真实尚且不论，但是文中黄公度口中的“披绵黄雀美，通印子鱼肥”和陈俊卿所指的“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确然有其事。
  披绵黄雀美  通印子鱼肥

       “披绵黄雀”古来已有。雀，民间将老而斑者称为“麻雀”，小而黄口者称为“黄雀”。“披绵”亦作“披緜”，形容脂厚。在《本草纲目》中，李时珍记载道：“雀，处处有之。……体绝肥，背有脂如披绵。性味皆同，可以炙食，作鲊甚美”。早在晋代，黄雀肉就已是十分难得的佳肴。《孝子传》记载：“王祥后母病，欲得黄雀炙，祥自念卒难致，须臾，忽有数十黄雀，飞入其幕。”（晋·萧广济《孝子传》）。到了宋代，对于黄雀美食的热爱较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宋代诗人杨万里说：“黄雀初肥入口销，玉醅新熟得春饶”（《廷弼弟座上绝句》）；诗人陆游也有诗赞道：“披绵黄雀麴糁美，斫雪紫蟹椒橙香”（《村邻会饮》），“长鱼通印盐花白，珍鲊披绵麴糁香。”（《冬夜戏书》）。据说，宋徽宗也格外喜食黄雀鲊。想必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其宰相，也就是被称为“北宋六贼”之一的王黼，其库房中的黄雀鲊竟曾“自地积至栋，凡三楹”（宋·《齐东野语》）。俗谓，九鲤湖所产的披绵黄雀曾被列为贡品。但由于史料阙失，此味美食在莆田旧时的详情无从得知。
  通印子鱼，特指莆田迎仙镇通应港的子鱼。子鱼为梭鲻的一种，属鲻科，鲻鱼是在母鱼产卵，水中受精，孵化成苗，后随溪水至海与溪交汇处生活。“闽中鲜食最珍者，所谓子鱼者也。长七八寸，阔二三寸许，剖之，子满腹，冬月正其佳时。莆田迎仙镇乃其出处。”（宋王得臣《麈史·诗话》）。迎仙镇即如今莆田江口位置所在，地处南北往来交通要道，萩芦溪和蒜溪于此交汇，注入兴化湾。因溪流湍急，子鱼能逆流而上，故鱼肌发达，鱼肥脂多，味道鲜美，故被视为肴中珍品。《兴化府志》记载：“子鱼潭，亦名小姑潭，即通应港也。潭仅数百步，咸淡水交参，所产者子鱼，特为珍味。”（明·周瑛 黄仲昭《兴化府志》）。
  子鱼到底有多美味？有诗为证：“南方海物难具名，子鱼珍美无与并。”（宋·梅尧臣《和答韩子华饷子鱼》）；邑人蔡襄也曾视为至味，不轻易与人。“蔡君谟以子鱼为天下佳味，尝遗先君多不过六尾，所与者谏院二、三故人而已，其重如此。”（宋·王巩《闻见近录》）；另有史料记载：“兴化军莆田县，去城六十里有通应侯庙，江水在其下，亦曰通应 ……子鱼出其间者，味最珍美。上下数十里，鱼味即异，颇难多得，故通应子鱼名传天下。”（宋·庄季裕《鸡肋编》）宋时，江口古龙津渡口码头上曾建有“通应庙”以祀奉妈祖，故又称“通应港”。宋代严有翼《艺苑雌黄》也载：“通印长鱼，古人以为食味之珍。通印者，言其大可容印也。今山上有小庙，政和间立，里人刘仲审始题其额曰‘通应’，因以名港。”可见莆之子鱼本为“通应子鱼”，其中有些大可容下脚印，被誉为“通印”。宋代范正敏在《遯斋闲览·证误》中就指出：“蒲阳通应子鱼名着天下。盖其地有通应侯庙，庙前有港，港中鱼最佳。今人必求其大可容印者，谓之通印子鱼。”苏轼在《送牛尾狸与徐使君》有诗云：“通印子鱼犹带骨，披绵黄雀漫多脂”。因此，黄公度所言并非空穴来风。
  地瘦栽松柏  家贫子读书

       “地瘦栽松柏”，《国语·晋语》说：“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莆田靠山濒海，有“七山二水一分田”之说。明代史家何乔远《闽书》说：“莆，壤地褊小，善国也。” “生齿日繁，田畴有限。”（宋·黄岩孙《仙溪志》）。地力贫瘠，只堪栽种松柏。松柏四季常青，凌霜不凋，在中国文化中，象征着坚贞不屈的英雄气概。《论语·子罕》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松柏不择地而生，越是逆境，越能生长。荀子《大略》：“岁不寒，无以知松柏。事不难，无以知君子”。因此，“地瘦栽松柏”所象征的是君子顺势而为、迎难而上、勇于进取的宝贵品格，蕴含着生生不息、俭约淡泊、坚贞守志的生动内涵。这样的品格是莆田历代诸多士大夫固守名节、舍生取义的精神底色。
  南宋末，福建和两浙的官吏，自运使提刑以下，迎降者计有五百余人。福建八郡中，兴化军最小，抗元最烈。陈俊卿的五世从孙陈文龙抗元被执时，曾写有《别子诗》云：“须信累臣堪衅鼓，未闻烈士树降旗。”其母闻讯文龙就义，得病，不肯服药而死。一门忠烈，感人至深，而这并不是偶然的。“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在莆田历史上，忠孝节义之辈代不乏人，从某种意义而言，他们所坚守的正是“地瘦栽松柏”背后所蕴含的价值理念。
  “家贫子读书”，一方面说的是读书为了生计，另一方面则反映的是莆田历史上“比屋业儒、家弦户诵”的读书盛况。晚唐时宰相、邑人翁承赞曾说：“过客不须频问姓,读书声里是吾家”，“人家不必论贫富，惟有读书声最佳”（唐·翁承赞《书斋漫兴二首》）；史书对莆田的风俗这样描绘：“贫家觞豆数行，秩秩有次。吾伊之声，比屋而闻，通有韵之文，十人以三四。”（明·何乔远《闽书》）；此外，还有史学家说莆田：“文物之邦，有齐鲁遗风。家贫子读书，秀民特多，比屋业儒，诗书礼乐，为八闽之甲。”（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历史上，莆田的地方主政者、民间善士、氏族大家等不余余力地倡学、建学、修学、捐学、养学，官方的军（府、州、路）学、县学、庙学、义学、社学等形式与民间书院、书堂、义斋、精舍等相互补充、相互融合，形成了覆盖广泛、层次分明的教育体系。更为难得的是，自郑露三兄弟“开莆来学”以来，在莆讲学布道的鸿儒名贤更是不可计数，教育的繁荣从根本上为士子读书营造了浓厚氛围。
  然而，读书并非为了高官厚禄、光耀门楣，而是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实现内圣外王的终极理想。从邑儒为莆仙历代庙学所作的碑记中可见一斑，如宋代诗人王迈在《兴化军修学增廪记》中说：“正心以谨其初，持敬以固其久；孝悌行于家庭，信义孚于州里；达而为公卿，则庞勋景铄，琢美鼎彝；穷而为师儒，则格言嘉德，流辉方册”。不论穷达，都有益于家，有益于国；陈俊卿在《宋兴化军贡院记》中说：“异时光显于朝，将以礼义廉耻化天下，岂但为空言谋利禄而已。”学有所成则教化天下，化民成俗；明代尚书林俊在《修莆田儒学记》中说：“学校，风俗之本，人材之所关，公因政以新学，盖将因学以作人……若曰一第之营，为贵显利禄之阶，则非所望。”读书的根本还在于成就人本身……可见，陈俊卿所言，格局非小。
  如今，“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已成为当地家喻户晓的一句古训，激励着后来人不断进取。或许，在故事中的宋高宗看来，物产丰饶犹不及读书人一颗贞固之心，个中蕴味着实耐人寻味。□周奇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