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历史的教训》一书中，杜兰特夫妇以一种十分简约的方式对世界历史范围内的重大事件进行归类整理，同时，尽可能保持着开放的姿态来评论涉及的问题，却不急于过早下结论，从而给了读者充分想象和思考的空间。恰如由作者把历史事实摆在桌面，提出相应的问题，而让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进行抢答。 “历史一再重演”。这是作者开宗明义的话，却也并非新的观点。似乎从农耕时代到工业时代，再到信息时代，起初看来不合时宜的思想在历史的齿轮转过一周后，又变得实用起来。德国著名学者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说，在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里，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自孔子以来，哲学方面可有过任何进步？”这是作者的问题，也是我们心中的疑问。 伟大的理论在诞生之初似乎都是“不可理喻”和不合时宜的。带着这样的逻辑，我们能看到那个充满着个人英雄主义和悲剧色彩的孔夫子：他虽然懂得乱世的根本生存法则就是弱肉强食，却依旧带着“士不可不弘毅”的信念，不知疲倦地游说于诸国之间，疾呼“君臣之义、仁恕之道”，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至死不渝。儒家的内核是什么？孔子认为传统制度内在的依据就是“仁”。在“仁”的根基上，孔子相信，人可以通过不断追求，实现人格上的提升，而不同人格层次界线分明，比如君子和小人。《论语·学而》载：“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从这段对话中，我们能看到孔子对人格境界的认识，同时也给出了追求这种境界的方法论：切磋和琢磨。 费孝通先生提出中国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每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结成网络。这就像把一块石头扔到湖水里，以这个石头(个人)为中心点，在四周形成一圈一圈的波纹，波纹的远近可以标示社会关系的亲疏。值得一提的是，孔子的哲学也像是一种道德上的差序扩展，将近乎完美的人格放大到治理天下中去，在这过程中同时实现自我的真正超越。“以身观天下，以天下观身”，这是儒家思想中近乎天然的系统意识。 历史看起来是一个循环，却不仅仅是一个循环。“历史学家不会悲伤，因为除了人们赋予人类生存的意义，他从中看不到任何意义。”孔子的经典学说不断地被阐释和解读，千人读《论语》就有千个“孔子”。以至于后来无数研究儒学的人们，比如理学家，不断呼吁“回到孔子”本身。可是，如何回去呢？《论语·阳货》载：“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有经即有纬。根据时代的需要，对传统经典学说注释本身无可厚非。然而，仅依靠注释是不够的，简单的同义反复并不能解决什么，更重要的是身体力行，有几分体悟便有几分践行，在践行中再体悟，以臻于至善，方不失为正道。从孔子“述而不作”和“吾道一以贯之”中我们能够感受实践在其思想中的真谛。 作者在书中说，“只要存在贫穷，就会有神灵。”事实上，人们在面临不平等待遇时，总是渴望找到一个中立的主宰，以期实现待遇的改善，幸运的惠顾。人们不仅因为贫穷而信仰，也因为“无知”而信仰。“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论语·乡党》）这两个片段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既谦卑又务实的智者形象。一个真正的智者能看到自己的无知，而把那个“无所不知”的存在视为一种永无止境的追求。孔子把现世的努力看得更重：“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如果当政者能够做到“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那么民众就会把期望从虚无缥缈的彼岸世界转移到现世的人间，这就是实践和作为的力量。 人的历史不过是利益的分配史。理想状态下，当所有人处于同一起跑线起跑，经过一段时间后，总有引领者和落后者。更何况，这种理想状态并不存在。人们因为先天或者后天的原因而造成生活中的各种差距，这种差距难免会产生“马太效应”：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不平等使民众不满和抱怨。“历史对此有不同的应对方式，或者是通过立法，用和平的手段重新分配财富；或者是通过革命，用暴力的手段强行分配贫困。”正是基于自然竞争的无序和极端性，作为公共权益看门人的当政者就要主动加以调节。《论语·雍也》篇：“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系统由部分组成，对系统结构的调整恰恰是为了优化它本身。书中列举了西汉王莽新政和宋代王安石变法的部分细节，能让我们联想到社会改革如同治水。但凡河流总有上下游之分，季节雨量有多寡之别，为了使得整条河都能有水可用，就要做好干支流的合理调配，以及不同时期的储蓄泄流，以实现整个流域系统内的用水平衡。当政者需要找到这种平衡点，无论是何种社会制度，这都是无可避免的。 作者阐述了对不同制度之间交往的看法，认为每个国家选择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制度，进而为整个人类文明作出独特的贡献，这是可能的。只要遵循伦理学上的“黄金法则”（以你希望别人对待你的方式对待别人，不以你不希望别人对待你的方式对待别人。）即可避免一些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这观点恰似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书中不避讳西方世界道德滑坡的现实，并附录一张中国《五代祖宗容像》图：“中国儒家伦理思想以孝为家庭、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强调善事父母、尊敬长辈”，似乎也在暗示中国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存在的价值。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把人看作是社会关系中的人，比如“仁”字本身，“从人，从二”。因此更加注重从社会价值的角度去看待每个个体的价值。由于个人修养的目的是为了天下，为了“大家”，因此国若不国，家即不家。在现代意义而言，没有地球这个最大的共同体，国和家都是不存在的，这几者是同一个概念。当我们站在这样的宏观角度看世界时，便能以更平和的心态处理国与国之间的争端。而西方的文化则更多地强调人作为个体的独立性和平等性，个体与个体之间更多的是一种契约关系。与儒家“求诸己”自省文化有所不同，西方文化下的个体更多要求对方言行与己方对等，即“求诸人”。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二者之间的差异正在慢慢缩小，互相吸收和扬弃将成为主流。 在作者对历史的梳理中，我们渐渐感受到中国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力。几千年前，孔子所殚精竭虑，试图弘扬的东西，在当时并不曾得到真正实现，却在后世几千年中愈发引人注目，它所发散出的智慧光芒照彻了历史的时空，直到今日仍是人类文明发展和承续的重要规范，它为人类的和平共处提供了一种东方范式。“当下乃为成事而拾掇的往昔，往昔尤为解惑而展开之当下。”今天，人们依旧没有停下对圣贤经典进行解读和实践的步伐，这种解读看起来是在一种历史的反复，但却是对文明的继承和再写。正像书中所说的：“文明是合作的产物，几乎所有的民族都对此有贡献，这是我们共同的遗产和债务。受过教育的心灵，都会善待每位男女，不论他们的地位多么低下，因为每个人都对所属种族的文明做过创造性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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