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兆恩（1517-1598），字懋勋，号龙江，道号子谷子、心隐子等，福建莆田人。他精研宋儒之学与阳明心学,由儒入释道，又引释道归儒，落第返乡后创立自成体系的三一教。三一教以归儒宗孔为宗旨，注重心性体悟和道德实践，主张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将世间法与出世间法合二为一。因此，林龙江不仅仅是著书立说、开宗创派的学问师，更是践行从我做起、乐善好施的宗教师，以自己的行止诠释三一教教旨。三一教传播甚广，近及江浙粤台等地，远达鄂鲁豫陕等地，还随着移民的脚步远播东南亚并辗转传入欧美。在莆田，目前有千余所三教祠、书院（清代三一教被禁，改称书院、玉皇庙等），信众遍及千家万户，各类清幽醮仪活跃于四时城乡。三一教一定程度上形塑着知识阶层的精神世界，更与民间信仰水乳交融，在莆仙一带基层民众的日常生活细节中清晰呈现。
  莆仙戏《林龙江》从林龙江落第归来开场，人称“小仙”的道人卓晚春一反俗世常情，放炮庆贺，他预知倭寇即将来犯，欲度林龙江，期待他背负起拯救乡土乡民的重任。对于林龙江来说，不但要救城救民，更重要的在于救心。戏里展示的是一个有宗教无信仰，人心崩溃、道德沦丧、黑白颠倒的时代，由武士沦为海盗的日人伊藤认为：“贵国在大唐的时候，文化昌盛，人物杰出，曾引得我日本多少人士前来长安求学。可是，你们现在已经失去当年的辉煌了，我所见到的中国人，多是贪鄙之辈，委琐之徒。”戏里的林龙江也认识到“世风坏才引来倭寇入侵”，人心堕毁，内祸招引外患。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说，平倭寇之乱的最大的战是在仙游打的，本剧则将莆仙何以倭患尤其惨烈的原因揭示了出来。
  眼前利益使人们普遍失去了敬畏心理，背信弃义、过河拆桥、纸醉金迷、自私狭隘，无论是平民百姓、市井赌徒、行商坐贾还是官员、将士、儒生都是一群贪利贪功之徒，整个社会肌体从上至下已经腐烂。林龙江举家救世的行为不仅不为人理解，反而被视为颠狂，是“有钱没地方使的主”；本该守土安民的军人对抗倭寇，却索要千两黄金；倭寇逼城时踊跃应诺捐金的乡绅，在危局消解后，个个食言，剩下林龙江独自面对索赏官兵的拷打，而其实在承诺捐金时，财主王金富早已心机地将首事重责推给了林龙江；为患东南、为虎作伥、戗害百姓的倭寇许多由本地人冒充；本是海上商人的王海，在海禁的打击与巨利的诱惑下由商变盗，成为倭寇的带路党；第二次倭寇毁城后，王金富发现自己房子被烧而相邻的林龙江祖厝完好，忌妒心驱使他一把火烧了林家祖厝。剧中王海问“仁义一斤能值几文？”，王金富说“而今世上认钱不认人”，其妻说“二十两金子？那能买好多几亩水田呀！”，伊藤说“中国人外仁义，内贪鄙，都变成鱼和鳖！”，金钱这只万能的手拨弄着世道人心，欺凌着道义以及人世间的一切美。
  社会乱概因人心乱，人心安宁则社会安宁。救世莫如救人，救人莫如救心，心为世间诸病的根源，儒家将“正心诚意”放在修齐治平之前，释道两家对心性的守牧对治法门更是多不胜举。救心、修心被提高到釜底抽薪根本之法的地位上来，在戏里从抗倭献策、请广东兵、劝乡民逃命、游说倭寇、被打、力劝乡民、智救妇孺，到为死难乡亲收尸、祭奠，林龙江所有戏剧动作莫不在身体力行三一教救心宗旨。而现实回馈他的，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辜负。妻子如是总结：“你好心何曾得好报，倡三教扬仁义却遭嗤鄙。你献上抗倭之策无人理，你周济逃难百姓谁支持？你带头请客兵保城抗倭，却换来乡绅失信你受笞！避倭乱你不忘扶危解困，却换来邻里放火毁府第！”
  付出也是有些微回响，林龙江被官兵痛打时，乞丐献上全部家当相救；王妻知悉丈夫烧了林家祖厝后，痛骂丈夫；王金富受感化后，皈依三教，献出千金乱后收尸。温情的萤光让林龙江顿觉“道虽式微犹可为”，为救心之举带来一抹亮色，然而这抹微亮还不足以照射进时代昏乱的晦暗洪流。剧终林龙江为死难乡民所撰的祭文叹息道：“君昏臣贪朝纲乱，养痈成患苦黎民。礼崩乐坏廉耻丧，谎言充斥诚信沦。”现世的无力感让林龙江喟叹，而同体大悲之心却使他将一时悲喜得失上升为普世情怀，在信仰的驱使下，决定“吾道难行行不倦，以身作则竭微忱”。知其不可而为之，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理想主义气概，处处散发着宗教师的纯粹气息，也契合他“应试文字犯禁忌，直来直去性刚强”的书生本色。
  和妈祖、临水夫人一样，以神仙或创教者、教主为主角的戏，难结撰，更难出彩。郑怀兴先生举重若轻，以轻松谐趣之笔写沉重的故事，将一个以男人为主又没有爱情关目的戏，写得好看又有趣。戏里与林龙江苦道救民形象对比的是卓晚春不时展现的神迹，既有机地成为推进剧情的助力，也增添宗教题材的传奇色彩。与林龙江书生呆气相对应的是兴化守备吴方和他手下众老兵，剧中以夸张变形方式来塑造吴方与众老兵形象。吴方是一个深谙官场潜规则，老迈糊涂、贪名贪利又自以为是，老兵们承平日久，吃惯皇粮，擅长拍马。他们老迈昏庸，手无缚鸡之力，却欺上瞒下、敷衍塞责、瞒天过海混饭吃。借广东兵赶跑了倭寇的第一次进攻后，就自吹自擂，贪天之功，认为自己是兴化百姓的救星，自我膨胀，飘飘然将自己当作抗倭英雄，失去自知之明，以至于在第二次倭寇进犯时，轻易被击溃，吴方也由此丧命。这种本质与现象严重不协调的悖谬，为全剧带来强烈的喜剧性效果。
  郑怀兴先生的《鸭子丑小传》《戏巫记》等一批戏充盈着传统戏曲民间性色彩，闪耀着属于戏曲的谐趣之光，然而先生血脉里沉潜着传统“士”的精神，铁肩担道义的凛然与决绝使得他的作品沉郁顿挫，以思想性见长。但凡提起郑怀兴，便不能不提《新亭泪》《晋宫寒月》，它们的光芒遮盖了民间性色彩的剧目。而《林龙江》禀承他的《戏巫记》《搭渡》《审乞丐》《骆驼店》等一批作品戏趣郁勃特色，插科打诨，处处令人捧腹。所谓“乐人易，动人难”，若仅仅为博人一笑，则与杂耍无异。本剧以悲悯情怀收束这些变型夸张的科诨，在乐人之戏中，郑怀兴先生一以贯之，以思辨作为讽刺手笔的坚实根基，层层剖明救世救心的深意。同时，剧中也大量运用生动的莆仙方言俚语与地方民俗，如源于倭寇屠城，莆仙地区初四、初五做大岁，贴白额门联，剧中还写到三一教度亡仪式中的重要仪轨“九莲灯”，信手拈来，无不贴合，处处透着浓郁的兴化风情，皆源于先生对斯土斯民的深情与稔熟。
  《林龙江》一剧初创于十三年前，继之有《傅山晋京》《于成龙》《青藤狂士》系列影响深远的新翻杨柳枝之曲。《林龙江》是郑怀兴先生亦庄亦谐写历史的转向之作，放到先生戏曲剧本创作序列来看，意义重大。
  文/张帆(福建省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