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菲利普·费尔南德斯·阿莫斯图曾着有《食物的历史》一书。在辨析食物发展的历史的同时，试图以人类的基本饮食为中介点，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这其中有一个观点让人觉得特别新鲜，即食物进化的历史，承载了人类对自然的某种反制，而这种反制则基于人类自身的反抗和恐惧。反抗的因素易于理解，毕竟人类发展至今，与自然之间的博弈始终存在，在食物的获取上，所有动物与自然界皆处于对抗性关系层面上。而恐惧则为人类所独有，人为地制造短缺，形成饥饿性记忆，乃特有的社会控制术。恐惧是一种心理情感，一旦形成，会根深蒂固地潜藏于一代人的行为细节上，恐惧的形成，也标志着自然性向着社会性的让渡。杰克·伦敦的短篇小说《热爱生命》就是因饮食短缺而产生社会性恐惧的最佳注脚。主人公获救后，在船上不断打听食物的存储量，虽然经过多个人不断保证，但他依然不依不饶地亲自窥探。面对水手递过来的硬面包，如同守财奴看见了金子一般。 《礼记》援引了孔子的一句话，原文为：“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故欲恶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测度也，美恶皆在其心不见其色也，欲一以穷之，舍礼何以哉？”这段话若对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饮食和男女恰对应了第一层级，即生理的需要。不过，就食物而言，经过时间的发酵，口腔和胃肠会形成坚固的记忆，将自动添加与之相关的人与事件，并以加速度的方式，趋于情感性记忆。如此以来，食物在特定的时空内，构成了情感归属的某种符号。而情感和归属的需要，又是马斯洛需求理论中第三层级的内容。 就基本属性而言，食物本身就具备了强烈的地方性。十里不同天这句谚语中，不仅指向风俗习惯上的差异性，还包括了食物差异的内容。语言命名，文化仪式，地方习俗等等，其中一部分就与食为天的内容密切相关。这种地方性若以当下的行政规划为参照的话，可以落定到乡镇级别之上，而不是通常理解的国度与国度、民族与民族的差别。而到了速食产品和快餐化的时代，恰恰是食物的地方性色彩逐渐消亡的历史时期，或者可以这样说，高楼大厦、灯光与玻璃等构筑的都市景观越发趋同的情况下，形成了世界同质化的外在的、直接的表征，而速食产品则从内在的因素上摧毁了地方性。想一想，如果绝大多数人的胃肠记忆皆被重庆火锅、康师傅方便面、肯德基等食品所固化的话，将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遗憾的是，世界的同质化由内而外地发生了，这种不可逆的潮流中，作为见证者，我们有足够的机会洞见其间的感伤。新世纪以来，美食主题散文的风行，其背后的历史渊源恰在于此，因为我们都是跨代景观的目击者和凭吊者。这里的跨代指的是工业化时代向着信息化时代（后工业化时代）的过渡。而书写美食记忆的作者，最晚则延至80后。60后、70后两代人，则是书写的主力军。 美食主题的散文，实际上是地方性食物的某种提炼，它们的味道往往和“妈妈的味道”混融在一起。而“妈妈的味道”就其本质意义而言，就是亲人间的聚散离别。在这里，重要的不是食物的小巧、精致、口感、色香，而在于它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以什么样的方式被他人制作，并运送到我们的口腔之中。其情感指向显然远远大于唇齿滋味。 慕朓的《风味的初相》一书，是一本集中书写地方食物的散文集。其中的地方指向，即妈祖故乡——福建莆田，而老莆仙人的舌尖记忆作为关键词，恰好照应了上面所言。食物不易老旧，而喜欢食物的人终归要老去，尤其是在传承面临断代的情况之下，其感伤指数会迅速飙升。这部书汇聚的地方食物种类繁多，粗略估计下，有几十种之多，相对比较齐整。有一些食物直接指向“妈妈的味道”，比如炝粉、杂饭，还有就是母亲存有的瓶瓶罐罐里的腌菜，以及父亲做的年夜饭；有一些则是莆田地方独有的食品，如南日鲍、莆田红团、莆田泗粉、白粿、线面等等；还有一些是乡村宴席上或者馆子里拿手的饭菜；此外，则是南北通用的一些食物，如玉米、花生、冰棒等。这其中，几分钱一根的冰棒和两分钱一酒盅的瓜子，则是70后乡村少年的共同记忆。当然，冰棒和瓜子之外，还有烈烈夏日和露天电影，《旧日重现》是一首传唱广泛的英文歌曲，而对于散发特殊记忆的食品而言，那些相关的人事早已散场，历史在这里几乎不会重复。一代人的衣食住行是特有的历史嵌入物，玉米还在大地上繁茂地生长，但和我们一起烤玉米的伙伴们却就此隐身。 慕朓笔下，这些书写事物的篇章皆形制短小，它们并非厨房作业，强调工序的完整性，下笔之际，往往撷取与自我成长相关的横切面，钩沉其间的口腔记忆以及情感记忆。笔法上与洗练和简洁虽然还有一些距离，也未做到足够自如，但文字之间，还是能读出诚实的品格和气息。在这个矫情泛滥，辞藻繁复到多余的生态系统下，殊为难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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