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厚的一叠剪报被张阿姨从里屋抱了出来，这些年来，只要是关于养老院的新闻，她都保留了下来。“存了一大摞，没有一个能进的，好的养老院大家都挤破头皮在排队。” 张阿姨今年77岁，她和爱人退休后住在城西一个高档老小区里。他们有个女儿现在在北京，女儿像多数年轻人一样，上有老下有小，平日里还要帮老公打理公司，每年飞回家两次。如今，像张阿姨这种与子女异地且年事已高的老年人不在少数，而“养老难题”始终横亘在这些老人面前。 “老”有难言 尽管自身就在养老机构就职，但在张媛的未来计划里依然没有“将父母送进养老院赡养”这一选项，“总觉得把父母送到养老院不太好，可能我也像大家一样，担心会被亲戚朋友说不孝顺什么的吧。” 实际上，这也是多数中国子女的普遍心态。即便社会进步到今天这个地步，“是否送父母去养老院”依然时常成为点燃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即使家中卫生条件及设施达不到养老要求，人们还是更愿意在家中赡养老人，而老人也更习惯于在子女的陪伴下安度晚年。 北京林业大学心理系教师杨智辉曾在课堂上阐释中国现代“孝”心理的变化，他认为，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孝是“父母在，不远游”，为人子女要亲自尽赡养的义务而不能假手他人，否则就会被认为不孝，这样的观点在中国根深蒂固。 一家主打中低端养老服务的养老机构管理者向记者举例，曾有一位养老产品推介的业务员上门向老人介绍他们的养老院，结果老人听到“养老院”三个字，直接就拿起电话将自己的子女痛骂一顿，随后毫不客气地将业务员赶出了家门。“在一些老人的观念里，送他去养老院就是要赶他走，这背后是对养老行业的不理解、不信任，也是对自身养老的一种惶恐。” 相对于养老院，老人们更愿意在家或社区这个熟悉的环境里，对养老院条件反射般的排斥，成为早年间养老行业规模扩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因素。据统计，北京连续数年来养老院入住率均在50%左右，多数养老机构的投资人在政策的鼓励下建店试水，但在首家门店市场表现不佳之后，就逐渐放缓了后续投入。 然而随着老龄化的深入与加速，老年人数量的激增不仅引发了大众对“人口红利”呈消减趋势问题的担忧，更激起了社会群体对养老保险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热议。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2018年末，全国60周岁以上人口有2.49亿，占总人口的比例是17.9%，其中65周岁以上的人口有1.67亿人，占总人口的比例是11.9%。 虽然中央回应完全能够保证养老金的长期按时足额发放与制度的健康平稳运行，但是深度老龄化带来的社会负担让“不再年轻”的年轻人们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父母辈的“养老问题”不得不“提上日程”了。“张阿姨们”能否安度晚年关系着每一个家庭的幸福与否，更关系到社会的稳定程度。 养老机构“入住难” 去年张阿姨生病住院了四次，即便在医院里，依然放心不下独自在家的老伴，“住院的时候，每天要往家里打两三个电话，直到他躺下睡觉了，我才安心，就怕他一个人在家摔倒了没人知道……” 对张阿姨两口子来讲，钱不是大问题，他俩退休金加起来一年有13万，女儿房子就在楼上，租出去了，一个月5000块钱的租金女儿都给了他们，这样一来，老两口年收入将近20万。 不少养老院要求老人在本地一定要有个监护人，有突发状况可以随叫随到。养老院表示：“我们不一定非得是本地户籍，但一定要在本地有监护人，长期在本地，发生突发情况，能随时联系上并且能及时赶到养老院。”张阿姨思来想去，亲戚里就只有一个侄子的儿子在杭州，刚参加工作，“大城市生活不容易，肯定每天忙，哪好意思去麻烦人家……” 像张阿姨这样与子女异地，将养老院作为自己晚年寄托的老年人不在少数，而养老机构“入住难”问题却是养老服务的基础性“障碍”。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有2.49亿人，而养老服务机构床位总数仅746.3万张。 以此计算，仅有3%的高龄人口能够获得与之匹配的配套养老机构服务。每千名老年人仅拥有养老服务床位数30.9张，远低于发达国家50张到70张的平均水平。能够入住养老院(老年公寓、托老所)的只是很少一部分老年人，多数地方养老院都是“一床难求”。 “留不住”的养老护理员 “稀缺物。”张丽这样形容90后的自己在养老院的存在。 两年前，张丽从湖南长沙一所职业院校的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毕业并进入长沙一家养老机构。两年后，他们专业22名同学里只剩下3人还留在养老服务行业，其余的都奔向了销售、服装加工等岗位。 张丽所在的养老机构有三十几名护理员，只有她一名90后，“基本都是40多岁的阿姨，最年轻的都30多了。” 早上6点起床，帮老人擦身穿衣，7点开始喂早餐，8点多抱老人坐轮椅做康复理疗或散步。同样的动作，一早上需要在七八个老人身上重复。之后每两个小时巡房一次、翻身，定时换尿袋……两班倒，工资不到3000元。这是张丽的工作日常。 “从政策到市场，大家都在说养老产业是朝阳产业。可我们护理员作为养老机构运行的核心部分，每月不到3000元的工资依旧不见涨，年轻人依旧没见进入。”张丽说。 据统计，在养老护理人员中，40岁以上的从业者占比79.1%；护理人员受教育程度亦普遍偏低，有大学及以上学历的仅为6.8%。 辛劳琐碎的工作内容与捉襟见肘的薪资待遇令多数年轻人望而却步。也令很多养老机构在稳步发展的同时，不得不面对养老护理员短缺的“窘境”。 早在2015年，中国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已超4000万人。按国际公认标准，中国养老护理人员需求量超千万。 北京市西城区的一家老年公寓里入住了200多名老人，平均年纪在80岁左右，主要以失能半失能老人为主，而老年公寓中的一线养老护理员只有40多名，一名护理员要照顾5到6位老人，这与“3位失能老人配备1名护理员”这一国际公认标准存在不小差距。公寓院长在采访中说道：“当下想要达到1：3的理想标准，对养老机构来说不现实。养老机构普遍面临着人员招聘、成本上升等系列难题。” 除了养老机构自身的原因，“招生难”亦困扰着各开设养老护理相关专业的职业院校。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老年福祉学院院长杨根来表示，当前全国各个院校，养老护理相关专业招生的规模还比较小，整个行业里办的最好的五六个院校，招生规模也没有超过五个班级。即使是全国首批职业院校养老服务类示范专业点，历史最高记录也只招了四个班，共170余人。近几年招生情况更不乐观，开设三个班级也常常难以招满。全国民政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显示，工作三年后，会有近90%的毕业生选择离开养老行业。 很多人依然认为，养老护理就是“伺候人的活”，这样的思想不断消磨着学生的职业认同感；而与同等院校医疗护理等专业的毕业生薪酬相比，养老护理专业的薪酬则驱退了多数年轻人的工作激情。 杨根来希望在未来，各省市能出台更多养老服务专业学生的教育补贴等激励性政策。“只有通过更加有吸引力的政策来吸引年轻人从事这个行业，行业才会有希望。” “公益”与“营利”的博弈 气派的大门、高大的前厅，前台不时有人办理入住手续，乍一看像个宾馆，这是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一家老年公寓。墙上悬挂的证照中显示，这家老年公寓是民政部门登记的民办非企业单位。 据了解，我国绝大多数养老机构都会选择登记为民办非企业单位，这样可以享受国家的经济补助和土地、税收上的优惠。北京市一家民营养老院的院长赵先生在采访时说道，“根据国家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养老产业的政策，我的养老院在创立初期，每一张床位都获得了市、区两级财政的补贴5万元。” 但现实中，很多养老机构将机构养老服务等同于市场化养老，将市场化养老等同于养老院高端化。 一家高端养老院的负责人说：“看似赚钱，但高端养老院的实际盈利情况却并不乐观。除了涉及拿地、开发、建设等高昂的前期投入，养老院内还有50%的空间要拿来做餐厅、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这种只有附加价值的投入很难直接获益。” 即便如此，地产等大型资本企业在投资养老机构时，基本都会将主要消费人群锁定中高端。就连一些原本做“平价”养老机构起家的企业，后来也开始向高端化的路线转型。 除了价格偏高，亦有不少养老院将目光锁定在收取高额的养老院押金上。早在2013年7月，尚佰易颐养苑开张。2016年2月，养老院告知老人们:凡一次性交纳押金20万元的老人，均可享受免费食宿日常护理等养老服务。随后，有50多位老人交了800多万元押金，并签订了《入住协议》。然而，经营到2016年7月，养老院先是停水停电，接着院长和员工也都消失无踪了。无奈之下，老人们将尚佰易颐养苑告上法庭。2018年年初，老人拿到了法院的民事判决书，但至今仍未收到养老院应该返还的押金。 更有业内人士在采访时称，民办养老院收取押金的多少，全凭经营者自己定。用老人们交纳的押金投资并赚取利润，甚至已经成为行业潜规则。有的老人攒了一辈子养老钱，本想安度晚年，结果资金链断裂，老板跑路，最后血本无归，这样的案例在各地频频上演。 针对任意收取保证金的乱象，有一些地方立法机构开始出台相关规定。2017年11月30日，重庆市通过了《重庆市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条例规定，养老机构因支付老年人入住期间的医疗等应急费用，需要收取保证金或者押金等费用的，金额不得超过该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月服务费的6倍。游走在法律边缘的养老院保证金，一旦无法退还，就可能被定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罪，或是非法集资罪。 有专家认为，目前养老机构最为短缺的是满足四类高风险老年人的长期护理型机构，养老项目过度高价化，偏离普惠方向，都是养老市场出现错位的表现。但养老机构的项目营建和运营，对企业的资金能力要求都很高，而且后续经营资金回收又比较慢，很难吸引社会资本大规模进入养老产业。对于前期投入巨大的养老企业而言，除了收取押金的“会员卡模式”以外，几乎很难再找到快速回笼资金的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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