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 1160 年前后,身处异地他乡的朱熹会欣然从闽北到莆阳拜师游学呢? 一是两宋时期兴化的经济、文教、科举均欣欣向荣,后来居上,宰辅百官层出,其在全国的地位处于历史上的“登峰造极”。当时兴化重教兴学之风非常浓烈,不但官学“雄冠一时”,而且书院兴盛繁荣;40 余个书院名震全省,乃至全国,而且学派迭出,涌现出一大批名宦鸿儒。宋孝宗时期莆田名相、诗人陈俊卿在《艾轩祠堂记》中赞扬道:“莆虽小垒,儒风特盛,自绍兴以来四五十年,士知洛学,而以行义修饬闻于乡里者,艾轩先生实作成之也。”刘克庄在《兴化军城山三先生祠堂记》中说:“初艾轩来水南,学者空郡从之,而红泉东井之学闻天下。” 二也涉及朱熹的思想演化历程。原来,那个阶段正是朱子思想发展变化的重要转折时期——从留意佛老之学,到儒学为主融汇禅学。此前,他既潜心儒经,又浸淫佛老,“驰心空妙之域二十余年”,其《读道书作六首其一》曰:“所慕在玄虚……终朝观道书。”《朱子语类》载:“某年十五六时,亦尝留心于此(自注“禅学”)”。当时二十几岁的朱熹,还处于思索领悟阶段,颇为困学迷茫。其《困学恐闻》和《困学二首》诗云:“旧喜安心苦觅心,捐书绝学费追寻。困衡此日安无地,始觉从前枉寸阴。”“困学工夫岂易成,斯名独恐是虚称;旁人莫笑标题误,庸行庸言实未能。”清代思想家颜元称青年时期朱熹“逃禅归儒”。其实,如此评价未必恰切——这一变化叫做“融禅入儒”也许更准确些。涵盖了朱熹出入释老与消化融合佛老的时期。他正式拜李侗为师后,又系统精读了儒家经典,完成了《论语集解》《孟子集解》等,既受孔孟学说和二程理学的熏陶,又有一个浸透佛老的灵魂。 隋唐之际,佛教中国化空前严重,中国大有成为佛教国家的趋势(像如今一些东南亚国家),中华民族的主体文化遭到严重挑战,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当时,中国第一流的学者大都出入佛、道,而在这历史节点期,福建诞生了一位文化巨人——朱熹。正是他使中国思想文化保持在了以儒家为主体的历史主流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