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代名着《水浒传》末尾有篇骈文：“黄金殿上，塑宋公明等三十六员天罡正将；两廊之内，列朱武为头七十二座地煞将军。门前侍从狰狞，部下神兵勇猛。”每每读到这里，总会感慨，逝者已往，生者仍为世人所敬仰、祭祀，直至一切作古，尘归尘、土归土。此处为纪念生者的即生祠。 许多作品中都会提到为生人立祠，明代文学作品尤为明显。广东人民出版社的“万有引力”系列丛书引进的《小天命：生祠与明代政治》，首次将生祠置于明代的政治和信仰之间进行研究，通过大量碑刻记录、地方方志和文人文集，考察了生祠制度，阐发了对明代政治与思想体系的思考。 作者施珊珊是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历史系教授，曾任美国明史学会会长，是明代政治史、思想史研究领域卓有成就的学者，着重探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着有《明代的社学与国家》《两个西瓜的传说：明代的皇帝和大臣》等书。 古代生祠简史 生祠一般是中国古代为纪念有德政的官员而在其生前所立的祠庙，最早起源于西汉。宋人高承《事物纪原》中有“汉公为县吏曹，决狱平，郡中为立生祠，自三代而来无生为立祠者，至此始见兹。则生而立祠始于汉世也。”《史记》也印证认为生祠起源于汉代。 虽然生祠起源于汉代，但直至唐代后期，史料典籍中才开始大量出现生祠记载。因为唐朝对现任官员立碑或立祠都有一定限制。《唐律疏议》也记载了：妄自遣人立生祠或德政碑者，要受到“诸在官长吏实无政迹辄立碑者，徒一年”的处分。 宋代生祠奉祀对象有路府州（军、监）县地方官、中央官员、武将等，其中以地方官为主。地方官有善政于民，如减税救荒、大兴学校、兴修水利、为民除害、保城活民等，当地百姓便会塑像立祠。宋代立生祠形式包括单独式、合祭式、附庙配食式、家庭设祭式等。 到了金、元时期，生祠建立对象仍以地方官员为主，主要是为官期间廉政清明，保护百姓利益，当地百姓为其建立生祠。金代中期开始，随着百姓生活提高，建立生祠的举措逐渐普遍，以中原地带居多。虽然金朝是少数民族领导的政权，但金代对民间信仰的传承仍发挥重要作用。 明代，除了天启年间为魏忠贤等宦官立的异类生祠外，基本上均以地方官、抚按、督学御史、出掌军事的都御史、总兵官等为主。正德、嘉靖以后，甚至出现了“无官不立生祠”“生祠不断”“处处生祠”现象。 明代生祠普遍化现象，主要受到三个方面因素影响：改变形成于洪武年间的定额赋役征收制，地方官员组织力量对抗“倭寇”“山贼”“海寇”等动乱起义，宦官“官僚化”使得附庸者四处为其建立生祠。 简要回顾生祠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大明王朝的神圣和世俗生活不断交织，普通民众逐渐通过为活人设立生祠等行为参与到明代的政治生活当中。明代统治者依旧自认为“天授神权”，而明朝民众则让广积德的人“生而为神”，通过“祠”的载体让两者产生对话，也赋予了臣民参政权。 缘何研究生祠？ 在传统认知中，明朝封建专制高度强化，平民基本没有政治话语权，只能保持“绝对臣服”的姿态。然而，人们又隐约发现在明朝专制集权的土壤中，生长着另一套政治模式：“生祠”成为平民获得政治话语权的工具。于是研究明代“生祠”变得似乎更有意义。 大致可以从以下六个方面探讨研究生祠的“初心”。首先，生祠引发了人们对当时宗教观念的思考，它的内涵超越了基本的二元对立：存在与超越、纪念与崇祀、德行与灵性、生存与死亡。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学者将生祠统称为“对人类的崇拜”。 其次，生祠在东亚各国广泛存在，自汉朝到民国有两千余年的历史，从地点上看，从辽东半岛到贵州、云南，从甘肃到广东最南端的雷州半岛，生祠都屡有出现。生祠的普遍性与延续性使其在历史编撰中占据一席之地。 第三，考虑声誉在个人、家族和公共事务中的作用。随处可见的、带有私人性的纪念性建筑，如名人墓园、科举牌坊、节孝牌坊等，都用荣誉来赢得当地的纪念，似乎立祠可以让人名垂青史。探究这种历史文化背景，有助于理解维护帝国运转之人的动机与选择。 第四，生祠体现了核心的价值观念。明代生祠的建立既有真诚的感激，也有对权贵的谄媚，不论立祠所感恩或纪念的人是否果真良善，无论修建生祠是否出于真心感戴，研究这一制度都可以加深对明朝人们思想和行为的理解。 第五，生祠揭示了在专制制度与官僚体制下明代国家内发表政治言论和采取政治行动的可能性。帝制晚期的生祠是从地方层面局部探讨国家治理的镜子，它给了民众“发声”的渠道，一定程度上对国家事务有积极影响。最后，生祀话语体系发展起来，便进入了学术与政治讨论范畴。 莫忽视“小天命” “小天命”并非明代史料中的术语，而是作者与“天子受命于天”相对应，给出定义的治理模式，其背后是政治生态、神灵信仰、儒家思想之间复杂的互动。“小天命”并非“天命”完全的、分裂式的复制，有它的一些特征。 从神话时代，人神体系分开后，皇帝垄断了和上天的沟通，只有皇室可以祭天，但生祠的出现，渐渐也打破了垄断，延续民间与天对话的模式。上天用天象、异事、谶纬等征兆昭示皇帝好坏，而民间则用生祠来诉说百姓生活劳作的故事。 朝廷委任的官僚扮演维护国家律法的角色，承担教化使命。地方官受命于皇权，在地方工作能“先国家而后其身”，反映其承载着“天赋”使命；因地方官贡献范围有限，平民口碑决定其价值，民众也借此参与政治，故用“小天命”更为贴切。 平民以立碑立祠的传统“绑架”地方官，用“孝道”掩饰生祠中的利益交换。生祠成为利益杠杆，地方官“多施惠政”以换取晋升的政治资本，百姓立生祠换取官员为当地利益服务，抵抗朝廷的苛政。 有些人虽未受命于皇帝进行治理，却得到同样的自治与回应，某些人员的影响超越了任期和辖地限制。以生祠为纽带的官员-平民利益体，形成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平衡。平民对地方官员的认可有助于提升朝廷的声誉，为中央反对结党营私、贪污腐败、滥用皇权的原则立场代言。 全书共分为三个部分十个章节。“基础和地面”是研讨的基础，介绍了生祠基本情况，讨论了是谁及他为何得以生祀，分析了生祠的宗教性和政治性；“立柱和横梁”阐述中心论点，深入分析生祠与明朝政治关系；“墙壁和屋顶”充实、深化并总结整个论述。有兴趣的不妨一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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