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代是一个神奇的朝代。“琪树明霞五凤楼，夷门自古帝王州。衣冠繁会文昌府，旌戟森罗部曲侯。美酒名讴陈广座，凝笳咽鼓送华辀。秦川王粲何为者，憔悴嚣尘坐白头。”金代李汾的《汴梁杂诗四首·其二》这样描写宋代汴梁的繁华景象。在文化方面，宋代不仅官学有很大的发展，书院数量也有显着提高。士人比例上升，理学家大量涌现。在科技上，火药在宋代大量使用，指南针也在跨国贸易中大显身手。活字印刷术也诞生于宋朝，大大提高了印刷效率。活字印刷术和造纸术相辅相成，促进了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播。在《清明上河图》《东京梦华录》以及《南宋》里，呈现出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宋代经济景象；另一方面，许多人却认为宋代是冗兵冗官冗费严重，积贫积弱的年代。到底孰是孰非呢？ 中国是传统农业大国，在敞开国门之前一直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当农业发展良好、土地开发使用程度高时，人民的生活较为富足，社会也将趋于安定。衡量一个朝代是否繁荣不可避免要分析当时的农业状况。宋代耕地开发率高。对比十分繁盛的唐代，唐代耕地为620万顷，宋代524万顷。由于两朝度量衡不同，换算为当今的单位，唐代耕地为485万多顷，宋代为511万多顷。唐代疆域较宋代辽阔，在此基础上宋代耕地面积却大于唐代，说明了宋代的耕地开发率比唐代高。由此带来人民生活富足，上交的税赋也较高；宋代粮食单位面积产量也有所突破。唐代富饶的关中地区亩产稻谷二石，宋代的许多地区已经超过这一指标，达到二至三石。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宋朝的巅峰亩产量可达“每亩收谷六七硕”，是古代农业上的一大突破。每年运至都城的粮食，宋代也比唐代多出不少。唐朝最繁盛之时约为300万石，而宋代却可以达到600万石。俗语说：“苏湖熟，天下足”。 宋代出了个了不起的改革家，那就是王安石。他曾经写了一首赞扬商鞅：“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王安石变法是宋代举足轻重的事件，也备受历史学家的关注。名闻遐迩的莆田水利工程木兰陂也得益于当时的变法运动。王安石的变法涉及的核心是宋代的财政，而重点在于如何分配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宋代中央财政赤字确实存在，并且有一段时间处于入不敷出的形势，但宋代地方财政和人民的情况都很乐观。宋代财政赤字的成因是税收制度的不合理，并不是社会总财富过少。王安石的变法并没有通过创造财富解决财政赤字，只是在财富配置上进行了转移。部分历史学界有人认为：宋代“冗兵冗官”造成“冗费”，而由此引起的财政赤字导致宋代“积贫积弱”。其实不然。“冗费”亦是一种政府购买。按照现代宏观经济学的说法，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是消费、投资和进出口，而政府购买拉动了内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宋代经济的繁荣原因也得益于当时的“政府购买”。 《清明上河图》记载了东京汴梁都城的繁华景象：人口稠密，社会生活丰富；店铺林立，商业贸易繁荣……《东京梦华录》也记载了开封城“八荒争凑，万国咸通”“车马滇拥， 不可驻足”，市镇的繁华跃然纸上。 宋代的商业高度发展，“重农抑商”现象得到释放，商业积累了大量财富。宋代的商业税收达到了全部税收约50%。草市在宋代的兴盛也标志着宋代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草市是乡村定期集市，在宋朝甚至逐渐发展成为了商业中心。商品交易场所数量的增多和规模的扩大说明人民的交易需求扩张，从而商品交易额也将上升。四川地区纸币“交子”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传统货币多为金属铸币，不仅质量大而且不能压缩，十分不便于携带。这给市民进行商品交易带来了很大的阻力，并且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需要更易于流通的货币予以支持，纸币便应运而生。 宋代手工业也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丝织业有了新发展，出现“汴绣”，成立了第一所刺绣类学院“文绣院”，各类新兴纺织用具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使织品越来越精美，图案小巧精致；宋代制瓷规模宏大并且工艺精美，其中最为出名的便是“青瓷”和“白瓷”。宋代的瓷器享誉海内外，是当时重要的出口商品，给我国带来了资金的输入和财富积累；海外贸易兴盛也推动了船舶制造业的发展。宋代的矿冶业也有突出的成就，开采冶炼规模和产量都有巨大的飞跃。主要的金属矿产资源如金、银、铜、铁等均得到了很大的开发；宋朝的矿课收入已经是唐代的30倍之多，宋代的铁产量也超过了英、法两国工业革命时期的产量总和。 宋代理学家的大批涌现和哲学学科进展的突飞猛进可以说明，此时的市民生活并不困难，有了发展兴趣和自我实现的需求。经济的蓬勃常常伴随着文化的大飞跃。商业在宋代的发展是一种禁锢的解脱，跳出了“重农抑商”的笼牢，市民的思想也得到解放。 宋朝军事战略以守为主。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是通过“黄袍加身”登上皇位，因此在之后的统治时期内主张“重文抑武”，防止出现实力过强的将军谋权篡位。进攻型的军事策略一定会出现智勇双全的英雄武将，带领军队征服四方。但宋朝统治者是不希望看到过于强盛的武将，认为这对他们的统治会构成威胁，因此宋代统治者一般采取消极的军事策略，尽量避免产生过多的武力冲突，即使产生冲突，也以守势为主。南宋与金的关系就是很好的例子，在数次南宋具有优势的战争中，宋都采取了消极的策略，以息事宁人为主。 宋与辽之间的“澶渊之盟”被大多数人认为是宋代“积弱”的体现，无法与对方军事抗衡于是出此下策，用“岁币”换取和平。而被忽略的事实是，“岁币”换取的和平带来的双方贸易往来，补充了“岁币”支出，总体看来损失并不如通常所想象得严重。何况宋朝经济实力强盛，相等的“岁币”对于经济实力较为逊色的辽来说是一大笔金钱，对于宋来说并不难以承担。宋攻势较弱但守势有余，倘若无休止地斗争下去，对于双方来说都是消耗，并且宋的经济实力较强，消耗战中坚持的时间长于辽。和平的关系有利于双方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安定。蒙古以骁勇善战着称，不用一年便能踏平一个国家，而蒙古与南宋纠缠了四十年之久，也可以说明宋代的军事实力并不弱。总而言之，历史学界对于宋代“积贫积弱”的评价实在有失偏颇。宋神宗改革志在增加财政收入，可是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王夫之却这样批评宋神宗犯：“以贫为虑，而不知患不在贫”。因为如果从综合国力角度考虑，宋王朝仅不能说弱，还应该说是相当强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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