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学者彭慕兰是一位在学界德高望重的专家，他所着的《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中详细分析了18世纪欧洲和东亚的社会经济状况，从欧洲英格兰和中国的江南地区的历史具体发展情况出发，反对西欧中心论，提出了许多创新性的思考与见解。读完这本书后，我感触颇深。事实上第一次工业革命不单单是经济上的革新，也是对一个社会的文化革新。而恰恰是清政府的体制因素，从某一方面导致了中国与工业革命失之交臂，也使得整个社会文化革新的步子大大延迟了。 彭慕兰先生在书中指出“工业革命前中西无本质区别。1800年以前是一个多元的世界，没有一个经济中心，西方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完全为西方自己独有的内生优势；直至19世纪欧洲工业化充分发展以后，一个占支配地位的西欧中心才具有了实际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工业革命对人类发展进程的推进具有重大意义。彭慕兰先生在书中认为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而不是中国，是客观因素作用的结果，与中国和英国之间的经济、政治与产权制度无关。英国拥有大量价格较低的煤炭等自然资源，并且英国作为一个殖民国家拥有许多殖民掠夺来的土地，可以用来种植棉花等作物，从工业原料方面推动了机器的诞生。 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在17、18世纪的中国也已经出现，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产生了市场交易行为。市场经济是彭先生认为工业革命前中西方并无本质区别的主要历史依据。但是，这是一种历史现象，在经济理性人的假设下，市场交易必然发生，因为这可以使双方的状况都变得更好。并且市场经济出现的主要驱动力是理性人的行为，希望获得更大的利益，得到更多使自己和家人活下去的资本。 在18世纪，荷兰的银行给最好商户贷款利率为3%，英国为4-5%，而同期，中国钱庄票号的商业利率平均39.2%，到18世纪末，上海钱庄间的日拆利率几乎是伦敦银行给最好商户贷款利率的两倍。这组数据表明了18世纪中西方的金融业的发展程度相差悬殊。中国的货币市场供给远小于需求，借贷资金供给严重不足，推动利率升高，也反映了资本调动能力的不足。在工业革命之前，西方就已经出现了陌生人之间的跨期信用体系，可以运用金融工具实现大范围的资本调动，使资源更好配置与调用。但是在中国，信用一直依附于宗族体制。借贷资本的流动大多集中于小范围的家族体系中，这在之前的不发达的商品经济中可以支撑，但到跨时期长距离的资本需求时便体现出局限性了。 金融是市场主体利用金融工具将资金从资金盈余方流向资金稀缺方的经济活动。金融的发展依赖于成熟的法律体系。金融是信用的一种，道德信用是商品信用的基础，但信用体系的稳定不仅需要道德的约束作用，更加需要法律层面的强制保证。《社会契约论》中提到：“人是生而自由的，却无往不在枷锁中。”社会契约也就是法律的形式是社会长久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据统计，《大清律例》的2354条律例中，只有120条涉及民事、31条涉及商事，两类加总只占6.4%。显然，清代的民商法仍然存在很大的空白，在标准化的成文法上有很大不足，当时的法律不能涵盖人民生活中常见的民事商业纠纷，更无法为金融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法律层面的支撑。直至19世纪，中国也没有出现专门的法律机关以及专门的法律从业者去负责案件的审判。案件的审判多由县官代职，因此案件的审判容易带有个人主观色彩，有失社会公平公正。 成熟的民商法体系可以为信用关系提供背书，让民间借贷关系更稳健地发展。类似于工业革命这类需要大量资金、时间成本投入的划时代成就，没有金融体系的资金支持恐怕会遇上“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尴尬情况。金融体系又需要国家法律对于契约即信用的维护。有失社会公平的众多判例会使商人对未来没有一个好的预期，自然不敢大力投入积累的资本进行更大的生产。从资本准备和商人心理上，工业革命的发生都需要标准化的民商法框架。 现代财政金融制度中，中央银行可以从宏观层面调整货币供应量和市场利率。国家的税收和支出是一笔很大的流水，倘若将国家税收与支出加入金融体系中，可以创造出比私人账户更加庞大的货币金融作用，从而促进长期资本的形成。金融提供的资金支持是工业发展的支持条件。而信用的来源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私人部门之间的资金融通；另一是国家信用，即以国家税收为担保条件的信用工具，例如国家发行的纸币或长期政府债券。明清时期并没有出现以国家税收为担保的信用工具，也是阻碍中国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清朝的财政金融政策发展滞后，基本没有利用财政来调动金融资源的能力。事实上，清朝民间的金融借贷已经有了初步的发展，山西票号已经建立起了覆盖全国的汇兑网络。虽然主要是集中于全国主要的商业市镇，但其覆盖范围之广仍然令人佩服。相比于民间借贷资金的流动配置，国家财政金融就大大逊色于他们。清朝的国家税收和政府支出，基本都采用鞘银运送的方式。显然这十分耗费人力物力，因此清政府允许将鞘银暂时存放在地方政府，但关于政府经费的使用都需要经过户部的划拨允许。清政府的财政制度在政治上是高度集中化的，但由于鞘银的实际存放点在地方政府，其实际使用权仍然为地方政权所有，中央无法管控。所以财政制度在实际运作方面又是高度分散化的。 清朝时期户部和各地方政府都有大量的资金存留，如若这些资金与民间金融体系结合起来，金融体系的资本存量便大大增加，有利于促进工业的发展。鸦片战争之前，清政府曾经在特殊时期将政府资金投入到当铺，从而获得一些利息用以某些“意外”的政府支出。但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扮演的依然是债权人的角色。1860年代之后，各省的地方巡抚很多都与山西票号合作，以汇兑的形式上缴税赋。但汇兑的形式仅仅是节省了运送鞘银的成本，最终汇票还是会换回鞘银上交给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从未以汇票的形式支付。这种情况割裂了国家财政金融与民间金融之间的联系，使国家财政金融体系一直游离在民间金融体系之外。清政府没有以债务人的形式发行过政府债券来募集资金，没有以税收为担保的财政金融体系的出现。清政府没有以国家财政的名义向群众借贷形成长期资金，自然在现代海军建立以及铁路修建等具有公共物品性质的支出项目上进展缓慢，没有强大的资金支持，只能靠年复一年的政府财政拨款。这对后来爆发的世界战争以及中国工业发展的进程都有着不利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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