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我市正在奋力申报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因而，对于莆阳文教之根——郑露“开莆来学”开办“湖山书堂”，及其后来献宅为“金仙院/广化寺”的确切时间，务须辨识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能前后误差几百年之久。 本人在编撰《莆田凤凰山广化寺古今诗文选辑》的基础上，又花了近三个月，仔细地查阅、研读了近百篇长长短短的相关文章，最终写成了考证文章《郑露·湖山书堂·广化寺》，今年发表于市社科联的《湄洲论坛》首期；本文则进一步加以充实，从郑露诗作来进一步推测湖山书堂创建的大致时间。 一般说来，判断和佐证人物所属年代，以作者本身的着作时间来“现身说法”，往往最为可靠、可信。推断郑露与湖山书堂的创建时间也该如此。可惜，这一视角前人从未涉及！ 郑露传世的，仅有三首诗歌。 首先，与湖山书堂、凤凰山有关的两首是：《书堂》曰：“附凤凰翼，与木石居。和乐兄弟，游玩诗书。”郑露这首诗歌，写真般的反映出当时的凤凰山还相当荒凉——居所和书堂“与木石居”，即跟树木、顽石共处，没有四邻同村；游玩“和乐”的，也只有“兄弟”与“诗书”罢了。这是千余年前未开发之时，莆田城区“蛮荒”的真实写照吧，说明凤凰山一带还人烟稀少，木石众多。它从一个重要侧面佐证，当时绝非中唐时“草莱尽辟，鸡犬相闻，时和年丰，家给人足”的繁华景象。再看看唐代黄滔题写凤凰山北岩华严寺的《送僧归北岩寺（位于广化寺附近）》：“北岩泉石清，本自高僧住。……”徐寅《题南寺》：“旧僧归塔尽，古瓦长松多。”两相对照，显然，郑露那时还不见凤凰山一带寺院的踪影，所以还没有“高僧”、寺塔、“古瓦”、“题诗佳士”等等出现呢！据黄滔诗歌，其墓地（今梅山街哲理中学后门）还可闻猿猴鸣叫呢——如今是市区核心地域啦！ 第二，郑露《南山松柏》则咏颂道：“千年松柏问谁栽？荥水（郑氏祖籍地）长流开学来。鹤骨龙鳞（形象比喻松柏树皮）沦佛海，南湖一镜映天台。”史载，金仙院在隋开皇九年 (589)，经来自天台山的僧无际募资拓建后，改名“金仙寺”。从末尾“鹤骨龙鳞沦佛海，南湖一镜映天台”推测，此诗可能作于此时。同时，那时的南山“千年松柏”郁郁葱葱，枝繁叶茂。如若郑露740年、或748年才出生，又该如何合情合理的解释呢？ 郑露的第三首《彻云涧》诗曰：“延绵不可穷，寒光彻云际。落石早雷鸣，溅空春雨细。”据县志，彻云涧位于仙游九座山，海拔1267米。山间有着名禅寺九座寺。明弘治《八闽通志》载：“九座山。……重峦叠嶂之中，巍然高峙，凡九峰，故名。盘髻峰，亦名凤顶山，在九座院后。……彻云涧。院西三十步，有大涧出于穷山，群石丛萃堆积，水下激石，其声铮然如钟磐环佩。”九座寺(原名太平院)位于仙游城西北约40公里的西苑乡凤顶村，寺舍九座相连，占地1万平方米。僧众500余人。始建于唐懿宗咸通六年(865)，由正觉禅师(法名智广)倡建。宋代黄岩孙《仙溪志》载：“九座寺禅师名智广，姓陈，县西留坡人，唐元和二年（807）生……。”而梁、陈时期九座寺尚未诞生呢，故郑露诗中不见其丝毫踪影！估计郑露此诗是558年前后游览仙游所作。因此，全诗尽是九座山彻云涧之山水风光描述，而不见近在“院西三十步”的九座寺殿堂楼塔之类建筑的半点影子！可见郑露具有多么惊人的“先知先觉”的“风水眼光”，以及预测时空之“穿透力”啊！再说，对佛教十分虔诚，以致于“献宅为庵”的郑露，如果面对偌大一座寺院（唐代仙游最大的禅林宝刹），怎么会全然无动于衷、视而不见吗？他的眼中、笔下会只有彻云涧的“寒光、雷鸣”吗？由此也可见，当时彻云涧附近的九座寺，还没有一柱片瓦呢！ 张琴编修的民国《莆田县志·诗话》提到此诗时引述称：“谢山子以为诗气浑质奥，实陈、隋入唐风调，后人托手不得。”谢山子是明代大戏剧家汤显祖的挚友，擅长诗歌评论，朱彝尊的《明诗综》，曾多次引述其言。谢山子在此盛赞生于梁陈的郑露诗歌风格，古朴典雅，足以“入唐风调”，即具有我国诗歌巅峰唐代那样的模样，质量上乘，非常难能可贵。 作为郑露并非中唐出生，还有一些重要旁证。 其一，郑露墓碑上大书“太府卿”三字。史料载，“太府卿”这个职务，是梁天监七年（508）始设置的，为九卿之一；掌管国家金帛、府帑、器物营造，以及皇帝的舆马和马政等；陈沿此置，而隋后均以太府卿为太府寺主官——如此才能跟寺院、广化寺搭上关系。 唐观察使【唐代后期出现的地方军政长官，全称为“观察处置使”】常衮(729-783)这位天宝年间的状元郎，因尊“乡先师”而“表赠”给兴办私学的先驱郑露的“太府卿”，只是口头点赞，而并非有的族谱认定的是实际官职。常衮是其晚年即建中元年（780）5月，才贬任福建观察使的。他注重教育，增设学校，亲自讲授，闽地文教为之一振。在其奖掖下，福建学子“腾于江淮，达于京师”。据此推测，郑露是在780-783年期间，才被常衮称誉为“太府卿”的；如果郑露真是晚到748年、或740年才出生，那么距离780年未免太临近了吧——建功立业且名声远扬，且得到省一把手的称赞褒奖，总需相当一段时间吧？ 其二，为彰显郑露先生倡学之丰功伟绩，唐代城内就敕建了“开莆来学”木坊。该坊是莆田创建最早的木坊；中央石柱高七米、宽五米，“开莆来学”书写在高３.５至４米的匾额上。它是唐贞元三年(787)奉旨赐金敕建的，宋熙宁七年(1074)重修，明嘉靖四十二年(1519)重修，清康熙十一年(1672)重修，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重修，清光绪二十年(1894)重修，民国1933年再重修；此碑坊还经受住了明代莆田八级大地震的考验，是座抗震的坚固古建筑。可是，有人却认为唐皇立坊只是一个子虚乌有的“骗局”。我以为，封建时代，皇帝敕立牌坊是件十分慎重的大事——哪个斗胆包天，敢冒杀头之罪，折腾这等“骗局”？何况，此后历朝历代都敬奉有加，屡加修缮。难道操作者都是容易上当受骗的糊涂虫、“马大哈”吗？ 如果郑露生年为748年或740年，那么他三四十岁、即在世时（状元坊除外）就能享受到立坊褒扬的非凡殊荣？那真是破天荒之举，奇哉怪也！ 其三， “露诺而献之，为金仙院”（宋《莆阳比事》）。南朝的梁武帝萧衍(464-549)崇尚佛教，立佛教为国教，大建佛塔，最兴盛时佛寺多达两千八百四十六所，僧尼八万两千七百余人；梁武帝自己亲自4次出家当“菩萨皇帝”。再则，梁末陈初，有印度高僧拘那罗陀，应梁武帝的邀请，在大同元年（546）到达中国，在泉州九日山下延福寺内，翻译大乘《金刚经》等佛经，助力“泉南佛国”。泉州与莆田近在比邻，在佛教风靡一时、氛围极其浓厚之时代背景下，558年秋，郑露的舍宅为院举动，是符合社会潮流、完全可以理解的。 综上所考，我认为，郑露大致生于520年前后，在世70多年（据多数族谱所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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