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樵，字渔仲，宋兴化军莆田人。生于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年10月20日)，卒于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3月7日)。其父郑国器是太学生，徽宗宣和元年（1119年）卒于枝苏。十六岁的郑樵护丧回莆田。这以后，郑樵在家乡的芗林山及夹漈山筑室励志自学。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年)，北宋灭亡，宋室南渡。郑樵和他的从兄郑厚联合向宇文枢密上书，要求抗金报国。但是这封上书没有引起当局的重视。郑樵很愤慨，此后，他把自己深厚的民族情思寄托在自己的学术事业中。 郑樵读书、治学，兴趣广泛，立志通百家之学，对经旨、礼乐、文字、音韵、天文地理、虫鱼草木以及校雠、目录等各个门类的学问，都一一探求，取得重要的成就。郑樵在夹漈山读书的时候就立下修史的志愿，他推崇司马迁的《史记》，认为要用“会通”精神修史，不能割断古今的历史联系，要会天下之书，尽可能多的收集文献来写史。治学修史都要有“独断之学”，要有“自得之功”“成一家之言”。他认为要重视写好史书中典章经制的内容，使史书成为经国的大典。 宋高宗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郑樵为高宗召对，特补右迪功郎，不久改监潭州南岳庙。此时，郑樵写的通史著作《通志》已完稿。高宗“诏给笔札归抄《通志》”，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郑樵携《通志》去临安，入为枢密院编修官。次年，因病去世，年五十九。 郑樵的著作很多，近代名人顾颉刚先生作过考订，20世纪60年代有的学者在这个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考索。据乾隆二年《兴化府莆田县志》卷三十三的着录，郑樵的著作有经旨类七种、礼类六种、校雠类十种、谱系类五种、天文类五种、地理类四种、名物类二种、方书类六种、小学类九种、小说类二种、历代《通志二十略》（按：应作《通志》，《西溪文集》十五卷，郑樵，郑厚合着的有《六经图辩》《二郑诗集》）。今天我们能见到郑樵的著作只有《通志》二百卷、《夹漈遗稿》三卷、《尔雅注》以及顾颉刚辑录的《诗辨妄》。 《夹漈遗稿》三卷是郑樵的诗文集。第一卷是古近体（诗》五十首，第二卷《记》一篇、《论》一篇、《书》二篇，第三卷《书》三篇。《郑樵文集》是在《遗稿》基础上增补郑樵佚文编成的。 《四库全书总目》的作者说，《夹漈遗稿》“不知为何人所编”。目前能见到的刻本有《艺海珠尘》本、《函海》本、四库《文渊阁》本。《丛书集成》本是据《艺海珠尘》本排印的。《文渊阁》本除清人因避讳，个别文字作了一些改动外，相对地说，错讹较少。点校是以《文渊阁》本为底本，以《艺海珠尘》本、《函海》本参校。另外，鲍廷博校的《夹漈遗稿》清抄本，二册不分卷，其中收录的诗篇很多不是郑樵的作品，校者在批语中作了说明。还有一种清抄本《夹漈遗稿》，上有朱彝尊、乔松年等人的印章。这两个本子也给点校提供了一些依据。 郑樵的诗文远不止《夹漈遗稿》所收的几篇。他在世的时候，文章已为时人传抄讽诵。郑樵说：“樵虽林下野人，而言句散落人间，往往家藏而户有。虽鸡林无贸易之价，而乡校有讽诵之童。凡有文字属思之间，已为人所知，未终篇之间，已为人所传，”《上宰相书》宋人林希逸说：“公之诸书，今散已尽，余仅得十一二种，观此可以见其所着书目，亦天地间一奇事也。”(《竹溪鬳斋十一稿续集》卷三十)《县志》着录的郑樵著作中的《西溪文集》十五卷，郑厚、郑樵的《二郑诗集》。所以《夹漈遗稿》以外，当有郑樵的佚文。 60年代，学者在郑氏《宗谱》等材料中发现郑樵的佚文，福建省史学会编印出《郑樵研究参考资料》。娄曾泉将郑樵的四篇佚文作了整理和考订，发表在《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1期上。这些和在《县志》、宋人文集、郑氏《族谱》中发现的郑樵诗、文为校补《夹漈遗稿》提供了重要的材料和依据。 一、地方志。和康熙、乾隆年间修的地方志相比较，更值得重视的是明人周华着、1936年张国枢重校的《福建兴化县志》。卷一至卷三题为《福建兴化县志》，卷四题为《游洋县志》卷之四。《重刻福建兴化县志缘起》说：“明周华先生编著《兴化县志》，所修事迹，他《志》多未记载，尤足补典籍之缺。”《兴化县志》收录了郑樵的《重修木兰陂记》《上殿通志表》《邑大夫丘君生祠记》《跋寿峰丛桂堂记》及一些诗篇。同时收录了郑厚对郑樵的《乐府四怨》所作的《跋》《送郑樵应聘一律》。《县志》中的《郑樵传》记载翔实。 二、宋人文集。首先要提到的是林希逸的《竹溪鬳斋十一稿续集》《林竹溪集》。集中收录了郑樵的《上皇帝书》《上宰相书》《说字》《夹漈听泉记》和郑樵诗《建炎初不得北狩消息作》等。《林竹溪集》卷二十九载有郑厚、郑樵两次上宇文枢密书和字文的复书。《夹漈遗稿》将两次上书误作一次上书，遗漏第一次上书的后一部分和第二次上书的前一段。依照《林竹溪集》，恢复两次上书的原貌。 宋人林光朝的《艾轩集》中有《与郑编修渔仲》、汪应辰的《文定集》中有《荐郑樵状》、曹勋的《松隐集》中有《祭郑编修渔仲文》等，是研究郑樵的学术与交谊的重要文字。 其他如周必大的《周益国文忠公集》、陆游的《渭南文集》等中都有关于郑樵的记载，但由于不是专篇，只能作为参考资料。 清人涂庆澜在明人《莆阳文献》的基础上，编成《莆阳文辑》，其中载有郑樵的《上皇帝书》《上宰相书》《邑大夫丘君生祠记》等，与《夹涤遗稿》对勘，补充了《夹漈遗稿》中很多缺漏，纠正许多错讹。另外《莆风清籁集》、清法氏存素堂抄本《宋元人诗集》第十一册，厉鹗编的《宋诗纪事》，都载有郑樵的诗作，这些是校勘《夹漈遗稿》时可以依凭的材料。 三，檐月斋《郑氏宗谱》（又称《郑氏大全宗谱》中收录郑樵《荥阳谱序》，这可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福建省史学会编印的有关材料相互比勘。 当然，综合起来看，郑樵的突出个人风格是他具有标新立异的、希望创新的愿望。就《通志》而言，郑樵将其定位为史书，是一本“千古一史”的史书，而《通志》中的《氏族》《六书》《七音》《都邑》《校雠》《图谱》《金石》《昆虫草木》等内容都是过去的史书中所没有的或者非常简略的，这就在“通史”中加人“专门史”的成分，这也可以认为是他标新立异的一个方面。另外，诸如《诗辨妄》这类著作，既是实学的体现，也有标新立异的成分在里边。 总之，郑樵是当时那个时代的“怪人”，却又不能说他的全部行为都不合常规，只是他的标新立异的方面较多而已。我们现代人，通过历史的层层清洗，身处“文化多样化”的时代，重新来再读郑樵，自然更多的是“豁达大度”，自然更多的是理解与尊重，自然更多的是接受与平和。我们就今天的立场看来，应当认为郑樵在当时那个时代是一位了不起的学者，是一位以学术为生命的学者，是一位丰满而厚重的学者，我们以历史上出现过这样的学者而骄傲和自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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