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父亲去世十几年，走的时候，我就在他身边，但我从不写他一个字。如今想起，恍若隔世。不准确，是真的隔世：时代隔世，阶级隔离，文化互异，什么都不一样啊！ 但父子亲缘是隔不断的。 父亲的事真是太遥远了。 父亲是我祖父母的独生子，姐妹多，金珠宝贝，读了三年私塾（偷偷告诉我其先生的私生活），能写信读通俗小说。但我一本一本出书的时候，他看不了了。没见他瞧一眼，大概是不好意思。他过年自己写联，我小学三年级开始写联，他不写了，管贴联，很高兴，也不叫我搭把手。我则端坐看着。 二舅见惯我这姿势，对我表兄弟说：这人将来当干部。 父亲看书还讲书，听众就我一个。“四游记”讲得好的是《薛仁贵征东》。为此，我几年前把全套精装本《中国通俗小说丛书》买下来，读《薛仁贵征东》，其余挂网店上卖。多年卖不掉。我儿子困惑不解：老爸这是发哪根神经？我也不解释。 我们父子相对的时间都在晚上临睡前。冬天在被窝里，夏秋在蚊帐里。用个高雅的词：我最初的文学启蒙就始于此。 诗来自于个体独特的生活。我贫穷的童年有诗：跟父亲去看船。看船与看门同样的意思。货船停泊于海滩，船员回家，夜里轮流一人值守。一为防止留船物资失窃（我记的曾有猪油），二为夜里涨潮起风时，预防脱锚。 我们父子看船多在后舱卧铺上睡，特别闷热的夏夜，也搬到舱盖板上睡。那时沙滩宽阔，船上没有蚊子，脱得光溜溜的也无妨。 父亲讲完“四游记”，没别的了，知道我讨厌重复，就讲起“敲鼓”——一种当时已被禁止的海上大型围捕黄瓜鱼作业。 石城村原党总支书记林仙钰比我年长几岁，有幸亲眼目睹最后的一次敲鼓： 我小时候跟我父亲参加过一次敲鼓，就在石城本海区，外围舢板从后青屿东和古屿北开始，两只鼓公，鼓母在灯塔东与青屿之间收网。参加船只鼓公，鼓母最大，每只舢板必须配置一只中船（白底），因为舢板上不能吃饭和睡觉。舢板两边各置一块木板四支木棍，敲打的动作和敲戏鼓一样，所以敲古应该是敲鼓的“鼓”更贴切。 我父亲是个好渔民，会掌舵开船（船老大），但当不上。1956年敲鼓开始时，他年轻无资格，在大船（鼓公鼓母）上。站得高，看得远，整个敲鼓过程、辉煌场景尽在眼前。 敲鼓多在夜晚。鼓公鼓母呈V型摆开，放大网，大小船只点起风雨灯（叫洋奶），围成大圈阵势，利用黄瓜鱼闻声往水面浮的特性，敲起船帮（大船不敲），从外围往圈内赶鱼，逐步缩小包围圈，一直到了公母船前，鱼全浮在海面，十分壮观。舢板上用手网铲鱼，最后剩鱼被大网拉上大船。 敲鼓从初夏鱼汛开始，当时没有探鱼器等任何设备，完全凭渔民的经验，跟着黄瓜鱼的回游一路往北，从南日水道始，海坛，沙埕，赛歧，温州一地忘记名了，沈家门……好像到了长江口，停一段，就调头一路往回走了。 舟山群岛的沈家门是中心渔港，鱼汛时，万船云集，夜晚一海灯火，好像有作家《海上的城市》收入课本，就说的敲鼓的盛况。 南北船汇于此，难免打架。渔谚云：“海面再宽，船头也会相碰”。老家石城船队是莆田县唯一的敲鼓船，为防被欺负，只能选择与南兄（闽南惠安晋江）的船队为伍。百战百胜，打得周边船队再不敢冒泡了。 1964年，政府全面禁止敲鼓围捕黄瓜鱼作业，以保护海洋水产资源，即现在的海洋生态文明。认为这种作业是竭泽而渔，公母大小鱼都一网打尽，是断子绝孙之举。我父亲胆子小，他私下对我说：是公家的海产品统购体制，难以接受这么大数量的鱼，加工不了，全臭了，损失惨重。这才禁止的。他说：整个夏天，沈家门渔港都是臭气熏天。禁捕60年，黄瓜鱼仍然近乎绝迹。父亲他们当年捕到的三斤以上的鱼，现价是一斤300元。 父亲黑瘦的面容和海上的鼓声都是遥远的记忆，但片断却是清晰的：父亲从浙江回来了，家里的两只大木桶（农家装地瓜干的）装满了黄瓜鱼干，连桶盖都盖不了。母亲常常回忆说：鱼煮熟了，把你从床上喊醒：吃鱼了吃鱼了！你睁开眼睛笑了一下，又睡着了。 我在大学同学微信群里说：我吃过至少两吨的野生黄瓜鱼，也不见的身体好在哪里！ 同学们一致认为我吹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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