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上海市作协办公室的同志聊起,《文学报》寄一份就行了,我们两个人不会同时看的,他们说给每位作协会员赠阅《文学报》是统一规定的,不能随便省略。故此,我们的邮箱里就有了两份相同的报纸。贤内助和我各一份。 我家的贤内助是上海人。那年陪我回老家莆田,一个屋檐淌雨的早晨,她和我母亲在厨房门口相执对视。她说,“有什么事需要我尽管吩咐,让我学着做。”我母亲有点茫然,拍拍她的手背,和蔼地笑了笑,转向我说,“上海人讲的话我听不懂。”难怪母亲,没文化,连普通话也当成了上海话。于是,我便有了临时翻译的身份……计划中,返沪时顺道去福州拜访福建省作协主席郭风先生,请他为我的散文作品研讨会题词,也聊聊回乡心得。郭老精神矍铄,边听边点头。半个月之后,他在寄来题词“以情感人”的同时,附了一封信。原件全文如下—— 元沧同志,您好。今天看到拙作《父亲》已刊出,谢谢您的支持。这件事自然使我高兴。我知道您的妻子很好。您和她回莆探亲时,她只留下一条路费,所剩的钱都交给公婆。这是很难得的。您有位好爱人,也令我感到高兴。盼常联系。
握手 郭风 2004·3·12
九州方圆,对妻子的称呼多了去,贤内助、内掌柜、家主婆、老婆、堂客、家属、财政部长、领导,等等,传统+新式,少说有几十种。郭老信中除了用妻子,还用了爱人两种称呼。我家贤内助随母姓李,单名燕。尤嘉则是她供职媒体时的责任编辑名。当记者、编辑之前,她就前后出版过两本书:《拥抱生活》和《情耕》。前者由当年上海滩封面设计最牛的袁银昌做的封面,书的内容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后者的装帧设计同样是袁银昌,由中国散文学会会长林非作序。林非先生在序言中写道:“……轻轻地翻开李燕女士的这部书稿之后,始终是兴致勃勃地阅读着,每当读到描写得很精彩的段落时,就禁不住要击节赞叹起来。真佩服她观察世事的敏感,体验人生的热忱,只要是进入了她视野的事物,几乎都能够充满兴致和情感地加以描摹。我觉得对于年轻的作家来说,如此旺盛的创作状态,是相当可贵的。” 是的,追梦的文心不会是一池静水,总是仿佛听见远方在召唤,总是被一种无形的责任推搡着,四处找寻写作题材。李燕采写的与莆田相关联的《桥梁巨匠林元培》,收录于《我爱莆田丛书之三·莆田人物》卷,内容翔实,故事性的叙事闪烁着巨匠的思想光辉。正如林非所言:“只要是进入了她视野的事物,几乎都能够充满兴致和情感地加以描摹。”这篇人物专访引起社会关注,其中专业方面的知识资料,被多位省内外作家引用。 从《拥抱生活》和《情耕》两个书名,就能感知作者对生活的热爱和泼洒的心血。但是,在衣食住行诸方面,她自己那头的要求并不高,而把最好的给了我,岁岁年年一直维持这种状态。比如,她一次次为我定制尺寸合身的衬衫,自己却一件也不做。她认定上海市场上最适合我的牛仔裤,传闻厂家不再生产,便赶紧给我买了6条,好家伙,有得穿!在我身上花钱从不吝惜,而自己花钱免不了考虑再三。比如,她看中一条围巾,先后临店琢磨了五六次,才决定买它下来,价廉物美使得她满意盈盈。以上种种,不就是应了“情耕”二字构筑的境界吗? 共同生活,贵在于相互欣赏中相互信任。她知道我实诚,在外不会有花心,所以始终努力打扮着我。拭擦皮鞋、剪修头发,都亲力亲为。穿的衣服都要熨烫平整。我临出门时,总要帮我把衣服拉服贴,还不忘喷两滴香水,并提醒我走路腰必须挺直,不可驼着背。她把我的健康始终放在心上。退休后,我去一家文化单位继续做文字工作,她每天为我备好几段烧熟的山药和两只水煮鸡蛋。在她眼里这两样是好东西。她很有心,在陪我看名家中医的过程中学会了“看舌象”,每天都有一次叫我“把舌头伸出来”……嗟夫!这样的无微不至,居然发生在一位女作家身上。谁说上海只有“好男人”? 回到文前的母亲“平台”上来。李燕对我母亲好,跟她小时候的家境不无关系。那是整个国家困难的年代,父母工资收入都很低,姐妹4人4只书包,经济拮据之状可想而知。她对我讲述的一件往事,让我刻骨铭心:有一次她母亲参加朋友举办的婚礼,分到4粒喜糖,一路上想吃但又不能吃,因为吃掉一粒就少了一粒,回去4个孩子摆不平。穷人的孩子懂得疼惜母亲,李燕把对自己母亲的爱,延伸到了我母亲身上。套用一个众人熟悉、不言自明的经典句式,诚可谓:“爱吾母,以及人之母”。 我从郭老的信得到启发。心想,德高望重的前辈都用“很难得”称赞她了,我怎么能无动于衷,被常年爱着护着而不作声呢?人要懂得感恩,对自己人也不例外,让我也敞大嗓门说她一次好吧! 在“情耕”的精神洗礼下,我彻悟:两人世界不分彼此,相濡以沬,相依为命,什么都不要计较,什么都可以奉献。要防止固执与岁数同时增长。“分担”是责任,讲自觉;“共享”是权利,讲风格。多听取对方意见,多想到对方感受,多让对方开心,这些必须“打包”放在日常生活的“置顶”位置上。 如今郭老不在了,重温他的信,仍觉有灯盏照亮在前。永远怀念并感谢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