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康爵（1895-1943年），字修其，号耕冰，涵江保尾田边庭人。他出身于一个书香门第，父亲康萩波系晚清五品奉政大夫，并在涵江经营布行，家境殷实，家教甚严，教子有方。康爵自幼聪颖好学，手不释卷，爱书成癖，博通经史，且有惊人的记忆力。他才华横溢，学识过人，十六岁就是莆田最年轻的秀才。其后积极支持并参加辛亥革命；追求革命理想，他向往新式教育，曾二次游学京、沪、苏、杭等地；结识了许多学者名流，学业精进，尤其在目录学和图书馆学方面有较高的造诣。 我国历朝历代各地的地方志书浩如烟海，这是十分宝贵历史文献，但这些志书大部分散失在各地民间藏书中，急需进行编目整理，以飨读者，康爵决心编纂一部《古今方志总目》，这是史学界一件开创性的工作。为此他遍访了全国各地主要图书馆和著名的藏书阁，查当时见存的地方志书8221部，不辞劳苦，废寝忘食地进行抄录整理。随后他寄隅于上海南洋工学院，一边教书维持生计，一边编纂《古今方志总目》，内容包括自赵宋以来的全国各地方志概览。经过四年多的日夜奋战，终于完成了这部鸿篇巨著，光手稿就有20余厚册。成书之后得到史学界很高的评价，蔡元培题跋赞其“搜集既博，体例亦精，为史界津梁也”；黄炎培题词“洵为学界之光” ；郑洪年作序称其“拾遗补漏，条分缕别，明发其凡，治史学之津逮也。”于佑任题写了书名。武汉大学朱士嘉教授也曾编写《中国方志总录》，成书在康爵之后，他曾引用康爵收入的一些孤本方志，并有很高的评价；解放后，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意欲正式出版该书，但因书稿缺少某省内容而暂停。不幸的是，《古今方志总目》书稿在文革抄家时遗失，实为我国史学界的一大损失。 康爵在编纂《古今方志总目》多方搜集资料的同时，也十分留意收集和挖掘那些莆田籍的名人贤达的材料（包括传记与轶事等），十分遗憾的是其中有些人长期为官在外，声名显赫，在故乡却鲜为人知。康爵对一百多位莆田名士的业绩进行整理及考证，并把它们分为官宦、武行、经史、诗文、字画、豪绅、商贾、孝悌、节烈等类型，分别著文介绍。有关文章除在报刊上发表外，还在“莆田乡贤书画艺文展览会”上编目著著文提要介绍广受欢迎，影响久远。他本计划自购印刷设备刊印发行，扩大影响，不幸英年早逝，出版计划也不得不终止。 康爵一生勤于笔耕，作品宏富，据不完全统计，他已完成的著作就达二十多种。例如《莆阳大事记》《乡故随钞》《乡贤宦绩录》《莆田书家录》《莆石漫录》《乡贤友声集》《耕冰寄庐漫录》《辛亥莆田革命事略》《方简肃公文集》《莆阳诗话》《莆风清籁集补遗》《莆田艺文志》和《莆阳经籍存本》等，都具有较高史料价值。 康爵精通目录学，著有《名家书目摘抄》《涵芬楼书目补遗》和《古今方志总目》等。康爵生前曾多次主持《莆田县志》的修编，他还曾任《闽中新报》的副刊主编，《东南日报》副刊特约撰稿人，发表过大量文章。 康爵也是一位著名的藏书家，尤其致力于乡哲著作的收藏。据统计莆田人著作收入《四库全书》中共计42部，他收藏其中的31部。康爵还收集莆田乡贤的其他著作196部，共计870本，涉及作家143人，其中有些人身世飘零，处境艰难，书虽写就而未曾面世，就流落民间，极为难求，他千方百计，重金求购，实属不易。康爵藏书中有郑樵的《鬼料窍》，陈昂的《白云集》，林达的《自考集》，周如磐的《澹志斋集》，林甲、方综、林简、周闻的《寄楼合选》，肖远村的《莆阳乐府》，廖必琦的《荔庄诗抄》，林蕴的《林卲州遗集》等等，藏书中有一些是孤本、抄本，弥足珍贵。闽史学家朱维干教授见到康爵藏书目录感到十分震惊，给予很高的评价。解放后，藏书的绝大部分以康爵遗孀詹谦勤名义捐赠给福建省图书馆和莆田县文化馆，另有一小部分书稿家藏，不幸在文革期间遗失。 康爵还十分热心地方文化事业，早在1919年左右就与友人共同创办私立涵江图书馆，以自家藏书为基础，又增添图书逾万册，还订阅了大量报刊杂志，供读者借阅，并定期编印馆刊对外交流。康爵是图书馆学专业科班出身，对图书馆的管理非常科学规范，他1934年就是中华图书协会会员，他为地方积极开展文化活动，广受好评。康爵毕业于上海春申大学，是位国考律师，积极为地方排解讼事，是远近闻名的大律师，担任十多年莆田律师公会会长，受人称道。 1943年6月9日康爵染病在家乡与世长辞，享年49岁，莆田各界人士纷纷悼念这位地方文史学家。近年康爵后人在涵江保尾田边庭旧居筹建“康爵故居纪念馆”，现已正式对外开放。馆中有康爵的书房、卧室、涵江图书馆展室、同心书院展室等。在展览大厅展出康爵的生平业绩，藏书及手稿，以及部分生活用品实物。当地电视台和报刊作了专门报道，已有大量群众前来参观，广受欢迎，影响较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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