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说过，就全世界范围来讲，如果可以选择的话，他最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

   这句话为他在中国的人设加分不少，中国人甚至愿意将“近世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这样的桂冠送给他。

   一个外国人这样说其实不奇怪，他更多是站在文明影响的角度说自己的喜好，不会有本土人士的历史创伤记忆。就像今天我们作为一个旅游人士，去到一个之前未曾到过的地方，你更多的是被那个地方的自然风光、风土人情和异域文化所吸引，至于那个地方曾有过的荣耀或屈辱，一个外来人是很难感同身受的。

   而史学大家陈寅恪先生说的：“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的“造极说”，主要是从民族本土文化的兴衰更替讲的，与国力强盛与否无关。

   二

   我阅经读史有限，但每想到宋朝，总感觉被笼罩在天水一朝的迷雾中，有些尴尬和露怯。

   1279年，崖山海战中宋军败于元军，全军覆没，陆秀夫背幼帝投海自尽，标志着立国319年的宋朝正式灭亡，华夏民族政权第一次全境沦陷于少数民族政权。三百六十多年后，历史再次重演，明朝政权被满清政权颠覆，故而后人有“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的论调。

   可是，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是：当时“中国”这一名称有着居天地中心中央王朝的意思，但不管是从立国时间还是统治区域，或是国力比较等维度，宋朝的汉人政权还能称为“中国”吗？

   赵宋一朝，先后与宋朝对峙并存的有契丹人的辽、党项人的西夏、女真人的金，当然还有蒙族人的元，宋朝从未有过真正意义的统一，甚至可以说是偏安一隅。

   历史研究者根据谭其骧先生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运用网格测量法推算中国历史上各个王朝的疆域。可以看到，与两宋并峙共存时间最久的辽、金相比，宋朝的有效统治区域小的惊人：辽（476万平方公里）、金（404万平方公里）、北宋（264万平方公里），南宋更只剩下可怜的176万平方公里……宋是秦（340万平方公里）、汉（568万平方公里）、隋（416万平方公里）、唐（1076万平方公里）、宋、元（1372万平方公里）、明（468万平方公里）、清（1216万平方公里）几个中国主要封建王朝里最“袖珍”的一个。

   如此狭小的疆域，还要说宋是“正朔王朝”就太勉强了，至少契丹辽人就不会同意。

   三

   严复先生曾说过：“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

   尽管我很不愿意认可这句话，但却不得不尴尬地觉得，宋之后的中国人似乎一出生就被打上了由宋人印刻上去的精神胎记。

   《宋史》是二十四史中篇幅最大的一部，中外学者从不同向度对宋史作过很多深入研究，其中日本学者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影响较大，内藤湖南认为唐代是中国中世纪的完结，近世的开始。

   要讲明白为什么唐代是中世纪的完结宋代是近世的开始，这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全方位比较评述。我只觉得，宋朝虽处于唐、元两个朝代之间，但上不能承、下不能启，即上不能承唐人大开大合的风骨，下？下面没有了……是的，宋代是中国传统文化空前绝后的“烂熟期”，即是风雅中国的造极，又是市民社会的形成。宋瓷素淡优雅到奢侈、宋词婉转细密到腻味、理学融佛道儒而显迂阔板滞……与宋史是学界“显学”相矛盾的是，尽管宋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登峰造极期，但在官方对普罗大众的宣传中，似乎不太愿意提到宋朝，有种欲语还休的犹豫。这一点至少我是可以理解的，从民族性格的变化来讲，宋朝实在是我们羞于提及的伤疤，是段令人倍感狼狈的历史。

   三百多年的赵宋国祚，让我们曾经坚挺的民族精神变得懦弱。这个朝代更是发生过我们民族历史上最大的一桩冤案丑闻，那就是端坐龙庭的统治者赵构怀着阴暗丑恶的心理亲手制造了“风波亭惨案”，将自己的民族英雄岳飞虐杀，自毁长城。有人说，这是我们民族的耻辱！

   四

   读历史当然不是要让古人代今人受过，如果这样的话后人可以把什么都往秦始皇身上推。读历史是通过让我们明白现在为什么会是这样、我们为什么会成为这样的人，鉴往知来，明得失、正己身。

   因了解唐末藩镇的骄横和亲自参与过五代十国如走马灯似的朝代更换，宋朝的缔造者赵匡胤害怕历史重演，矫枉过正地把崇文抑武定为基本国策，同时通过天才般的复杂制度设计，如二府三司、风言奏事的台谏等机构、制度设计，分化削弱相权、逐渐放大君权，也开启了朋党之争和文人清议的不良传统。

   对世道人心影响更大的是，科举制虽然始于隋、唐，但隋唐时应试的主要还是世家大族子弟，科举制的真正盛行是在宋代。大面积的开科取士让寒门子弟“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可能，但不得不承认的是，从政是需要训练的，寒门子弟更因缺少肩荷乾坤的气质培育，没有底气和胆识与皇帝坐而论道、共商国是，在很多时候只敢唯君主是瞻，士人的骨气日趋软弱。说难听点就是读书人的奴性越来越重，勇于私斗，怯于公愤，当国家需要一致对外时，他们成事不足，败起事来却得心应手绰绰有余，这一点在宋正史或野史里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疾首的记载。

   五

   终宋一代，除建国早期的宋太祖、宋太宗有主动进取的精神外，绝大多数时期都处于防御态势，败了，耻辱性地被逼签订城下之盟；胜了，只不过是为了有最不坏的议和筹码。

   几百年来，这种故事一直在重复上演，赵宋官家从开封被搜山检海赶到临安，求“临安”而不得，又被驱逐到远在岭南的崖山……令后人读这段历史时，发指眦裂。

   长期在这种防内惧外的氛围下，宋人自然变得更加小心翼翼，更加“向内转”，这种“内向化”可以在代表宋代文学的宋词里得到体现。

   文学是时代精神的折光，王国维先生说过“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宋词是宋代文学的代表在今天已是“定论”，尽管还有商榷的余地，这点且不谈，说宋词体现宋人的幽邃心理这没什么问题。

   词起于隋唐，源于民间，兴盛于宋，文人自觉介入词创作后，词的发展本来有以苏轼、辛弃疾为代表的豪放派和以柳永、周邦彦、姜夔为代表的婉约派两个方向，但豪放派的道路并没有得到开显，不管是从题材还是数量来讲，婉约派都是词的“正宗”，豪放派只是“变体”。“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这是时代精神使然。

   两宋三百多年间，一直处于强敌环伺的环境，防御成为国防主导思想。长期的威胁让士大夫精神世界变得越发狭窄，词作中充斥着酒筵红楼间的醉歌绮语、自伤自怜，自然形成对“挫败的美学”偏好的审美风尚：

   “旧时月色，算几番照我，梅边吹笛？唤起玉人，不管清寒与攀摘。何逊而今渐老，都忘却春风词笔。但怪得竹外疏花，香冷入瑶席。

   江国，正寂寂，叹寄与路遥，夜雪初积。翠尊易泣，红萼无言耿相忆。长记曾携手处，千树压、西湖寒碧。又片片、吹尽也，几时见得？”——（姜夔《暗香·旧时月色》）这种词意象、意境都很美，有着“淮南皓月冷千山”的幽凉凄清。但婉约派的词稍一读多就会让人觉得腻味，会不由得怀念起汉、唐的浑拙与挥洒来。生命就该熨贴在大地，飞扬于寰宇，而不是曲曲绕绕自怨自艾。

   六

   汉以来，尊奉儒家思想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王朝为保“血统”的纯正，严守“夷夏之防”，于是民族精神变得越来越孱弱。

   从遗传学理论中我们知道，物种如果一直是近亲繁殖，会导致基因多样性的丧失，诱发家族病的概率变大，长久以来会难以应对复杂多变的环境，最终使得物种逐渐退化，甚至灭亡。

   从上文历代王朝的疆域能看出，“打下最大江山”的反而是元、清两个少数民族政权，而这两个政权坐龙庭久了，就难以抵御汉族文化的吸引和文明的诱惑，渐渐被同化、软化。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我们是有着56个民族的国家，民族间的合而不同的融合有助于丰富民族精神基因的多样性，我们国家的未来也就有更多的想像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