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家乡已三十多年了，这中间也回过，但都是来去匆匆，这次回家乡和以往颇为不同，想在家乡多住几日。

　　今晚是满月，月光清晰照在大地，如同白昼，我行走在水泥路上，看着两旁一幢幢楼房，然而没有几幢房间里有灯光，想起白天到孩童时的几个伙伴家，门是紧闭的，才知道他们随子女一起去城市居住了。家乡变美了，但少了往日的热闹。

　　我漫无目的地走着，来到一块水泥板空坪，这里原先是村里的晒谷坪，也只有这块晒谷坪保持原样。月光静静地照在晒谷坪上，此时脑海里的记忆闸门已打开……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文艺生活相当匮乏，没有电视，文学书籍也是少得可怜，露天电影成了农民主要的精神食粮。每逢村里放电影，这块晒谷坪便成了最佳场所。

　　每次听到要放电影，我们几个伙伴们便奔走相告，内心无比激动。天还没黑，我们便胡乱扒了几口饭，就端着长凳到晒谷坪占位。电影放映机前面几排是最佳位置，我们小孩个子小，占据前面几排看电影时，就不会被别人挡住视线，每次放电影，这几排早早就被我们几个小伙伴们占领。

　　那时候放映员很受人尊重，放映员一到，便被村干部请去吃饭。几个喜欢凑热闹的小伙伴，便和大人一起把幕布，放映工具等一起搬到晒谷坪。看着大人们挖两个坑，把两棵细长的小杉木竖起来，然后用固定在小杉木顶端的小滑轮将白色厚重的幕布升上去固定好，等银幕安装好后，放映员也吃完饭出来了。

　　我们看着放映员熟练地倒片，装片，然后对准银幕的地方架设放映机，调试角度，一切工作准备就绪，天也黑下来了，村里男女老少陆陆续续也来了。

　　晒谷坪很大，可容纳好几百人看，本村的村民都自己扛来凳子，一些外村来看电影的，如果有亲戚朋友便有凳子坐，没有的只能站在周边看。也有一些调皮的伙伴，因位置靠后嫌看得不得劲，便跑到银幕后去看，虽然图像是反的，却乐得没人遮拦，也看得双眼放光。

　　每次电影放映之前，都会由村里德高望重的老支书金树讲几句话，金树话筒一拿起来，偌大的晒谷坪便安静下来。老支书讲的大部分内容是村里的最新新闻，什么人做了好事，给予表扬，什么人做了坏事，给予批评，还有陈家的儿媳妇孝敬老人，张家的儿媳妇虐待老人等，大有弘扬正义和传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之感，每次都受到村民的热烈掌声。

　　金树还郑重宣布，如果村里再发现谁家的儿媳妇虐待老人的事，就罚她在村里出钱为大家演一场电影，而且叫她来这里当着大家的面，向父母赔礼道歉，这招还真管用，村里再没有传出虐待老人的事。

　　那时候我们小孩最喜欢看的便是战斗片，如《地道战》《地雷战》《铁道游击队》等，看得兴高采烈，觉得电影机“吱吱”转动的声音那么迷人，片头金光闪闪的“八一”字样及雄壮的音乐激荡着我幼小的心灵。

　　不管是炎热的夏天，还是寒冷的冬天，乡亲们不管白天多忙，干得多累，总是津津有味地欣赏露天电影，与电影中的人物同欢乐，共悲哀。我想，主要是那时人们物质生活匮乏，精神生活枯燥，只有看电影的时候，精神才会饱餐一顿，身心才会愉悦起来。

　　每放完一次电影，人们便会对这次影片内容议论一阵子，直到下次再放，才转移话题。影片里的英雄人物，优美的动作和经典的台词，成了我们小孩模仿的对象。

　　邻村有个李宏辉，个子不高，一双明亮的大眼睛，炯炯有神，长得很像《闪闪红星》中的潘冬子。每次我们村里放电影，他都会来看，村里没有他的亲戚朋友，他只能站着，站在离我不远的地方，每次我都会关注他，他站累了，电影换片时，会蹲下去休息几分钟，也许出于友情，也许是我对他长得像潘冬子有点好感，我请他跟我们一起坐，俩人坐一张长凳也是坐，三个人挤一挤也可以坐。时间久了我们便成了好朋友，他村里放电影时，也会托人口信，邀请我们去看，我们还和邻村很多小伙伴成为朋友。

　　以往每年在晒谷坪上能放三至五次电影就顶破天了，后来有的结婚呀，做寿呀等，为了庆祝，也放电影，看电影的次数就渐渐多了。

　　小时候看电影纯粹娱乐，上初中时，便对影片中所讲述的故事、电影中的人物有了自己的看法，我们几个经常对影片发表自己不同的观点，有时争得脸红脖子粗，争得最凶的是抗日片，总是为最讨厌哪个鬼子各不相让。不过争归争，通过影片，我们从小就深刻地认识到侵略者的凶残和无耻，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家国仇恨。

　　时过境迁，智能手机，电视，电脑走进了我们生活，为人们观影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对于今天的孩子来说，露天电影仿佛变成了上古世纪的文物。再也没有露天电影了，没有了奔来跑去的孩子，没有含着饭抢座位的小伙伴，没有妈妈们的叽叽喳喳，没有放映机的轰鸣，更没有老支书的高音喇叭……

　　说到底，是科技改变了这个世界，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不负这个美好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