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仙游九座寺西北向九溪上游2.5公里处的龙潭遗址上，最近发现了一处宋代祈雨摩崖石刻。经过多学科学者联合研究，断定为北宋熙宁年间的石刻，刻主为时任福建文臣提刑的会稽人沈公仪所题。

   龙潭遗址开发历史悠久，可以上溯到唐代。乾隆《仙游县志》载：“九座龙潭，在彻云涧之北。宽余一丈，深二三尺，湛以清。旁有窦，幽深莫测，相传僧智广每就浴，水必煖，若有司其事者。一日至水冷，俄闻山中有鞭号声，智广自是不复浴于此矣。潭边石上脚迹犹留。”实际测量石潭直径约6米，水深约1.5-2米；中有两处浅石上露可供借脚靠近龙洞。所谓“窦”即“石洞”，不过是龙潭旁石崖崩塌叠压而成的半开放式空腔，腔体内深约3米，又向左右各延伸数米，大体符合《仙游县志》描述。

   唐代，龙潭已经成为邑人祈雨之处，乾隆《仙游县志》载：“透龙石，在九座山龙潭之北。大而断如截。传昔大旱，龙蛰其中，智广禅师叱之，龙破石出，须臾雨注。石镌云：‘宣宗复教，正觉还旧庵，乡人见二龙飞入其山，潜此久矣。’”

   龙潭旁现存有“普济庙”遗址（本地百姓俗称“龙王庙”或“龙王寺”），主要建筑遗存为6级石阶、方形建筑台座、排水沟、12根石柱和残余石墙。石柱残高80-200厘米，石柱石质、形制和无尘塔石柱完全一致（无尘塔有多处石刻其中一处“崇宁四年”即1105年）。庙里有石质祭台，雕刻有菱形纹饰和竹节，典型的宋代佛教建筑装饰图案，判断普济庙应该建于宋代。

   龙潭洞口左右巨石上各刻有一块石刻。洞左石刻高约60厘米宽约40厘米，刻“宴坐石”三字，楷书，无落款。“宴（通晏）坐”意为“静坐”，即“清修”。据何乔远《闽书》载：“智广自九仙山来此晏坐”。九仙山，在县东北二十五里高望山之东，何岭之腰。《开科禅师语录》载，正觉曾在九仙山一带卜地，桃园九座寺亦是他所创建。如此说来，就很合乎逻辑了。正觉由九仙山到九座山择地清修，最后于龙潭处“宴坐”。

   洞右“祈雨”石刻高约60厘米，宽约50厘米，隶书竖刻5行，每行4字：“稽首正觉，利物无边，灵云一雨，助我丰年，公仪题。”这是一幅左书刻字，和菜溪岩寺宋元佑三年（1088年）兴化知县吴千的左书石刻如出一辙。左书刻字在古代摩崖石刻史上异常罕见，但是宋代仙游居然有两块，十分难得。菜溪岩吴千石刻位于“飞来石”下，楷书左书:“邑令吴无求以事至香山，邀陈体常、林成章谒九座正觉禅师、诣无尘塔，获香三粒。观龙潭，由东岩以归，过蔡溪岩。时元佑戊辰（1088年）八月二十有九日，住龙纪僧永端与焉。”该石刻提到敬拜正觉塑像（九座寺）、扫无尘塔、参观龙潭等活动，充分说明了北宋时期龙潭在仙游、兴化两县具有一定的知名度。龙潭和正觉塑像（九座寺）、无尘塔并列参观，本身也说明了三者之间的内在关联。

   龙潭祈雨石刻上部为抹角方框，下面辄以莲花图案为底。石刻的莲花底座边框装饰法并不多见，主要流行于五代至宋代。《福州摩崖石刻》收录宋代皇佑庚寅年（1051年）福州知州成戬游乌山的石刻，石刻底部莲花座图案和龙潭祈雨石刻几乎完全一样。同时，该石刻隶书结字偏向瘦高，而非前代隶书扁平之风格。宋人所写隶书常夹有唐楷意味，这点龙潭祈雨石刻书法也有充分体现。像宋代书法大家王洙的隶书就很瘦高，这也反映了宋人独特的审美情趣。遗憾的是，题刻者“公仪”之身份成谜。

   幸运的是，《福州摩崖石刻》成戬乌山石刻同一页图片石刻文字有其名字：“程公辟、陈述古、沈公仪、湛仲谟、刘执中、杜伯通、马损之熙宁元年冬游”。文字介绍为“沈绅，字公仪，会稽（今浙江绍兴）人。熙宁元年（1068年）由都官郎中任福建文臣提刑。”通过进一步查阅，发现《福州摩崖石刻》另收有沈公仪在鼓山的石刻“沈公仪铭”，在绝顶峰北坡积水池南沿北向。摩崖高170米，宽120厘米。隶书，纵7行，字径13厘米：“鼓屴崩，顶峰特。穷岛夷，颊封域。屏闽东，拱辰北。岁辛亥，帝司赤。竦绅烈，从峭陟。搴若华，揖瑶极。呵蜚霆，蹴鳌脊。披霄垠，单目力。高者仰，深必惕。谨其至，惟古则。丁竦公善、陈烈季甫大顶峰，沈公仪铭。”经过书法家赵贺民老师反复比对，认为此石刻隶书书法与龙潭祈雨石刻书法风格一致，应该出自同一人之手。龙潭石刻落款“公仪”此人，应是熙宁元年（1068年）任福建文臣提刑的会稽“沈公仪”。沈绅，字公仪，会稽人，北宋仁宗景佑五年（1038年）进士，1068-1072年任福建文臣提刑。

   宋太宗时，为削夺节度使的权力，派文臣于各路任转运使。转运使除掌握一路或数路财赋外，还兼领考察地方官吏、维持治安、清点刑狱、举贤荐能等职责。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前，转运使职掌扩大，实际上已成为一路最高行政长官。转运使对于其所属各州县的地理环境、气候、民生等状况，皆必须随时全盘掌握。当地方雨水量少，就要判断是否需预先为抗旱作准备，并向中央呈报灾情。若是久旱不雨，中央会下诏，要求“转运司各遣长吏祈雨”，这种情况在宋代是很常见的，也有“闻京西、河北、陕西诸路自冬无雪，并边山田麦苗已旱，令转运司访名山灵祠，委长吏祈祷”的事例。将地方实情呈报的目的在于取得中央的同意权，以解决问题，通常呈奏灾情是要获得支配救济资源的使用权，让灾情趋于和缓。

   景德四年(1007)后，陆续设立了提点刑狱司、安抚司等机构分割转运使的权力，由中央派官员担任转运使、提点刑狱公事（即“提刑官”）、提举常平公事。这些监司官各有分工，转运使负责督察地方财政；提刑官负责提检地方刑狱、诉讼；提举常平公事则负责地方的仓储、农业水利等事务。而沈公仪便是分工负责刑狱的“提刑官”，举凡司法诉讼或悬而不决的案件以及追捕嫌犯等皆由其掌管。提点刑狱司的执掌，看似并无与执行救灾相关的任务，但在《长编》与《宋会要辑稿》中，关于其参与救济工作的记载却是屡见不鲜，甚至还要负责农业事务。《长编》载：“（天禧四年即1020年）诸路劝农提点刑狱官，自今奏事，缘户赋农田，则署劝农司。”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七月，因京东徐、济、淄、青等七州水灾，“令本路转运使、提点刑狱官分道检校堙塞之”；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四月，“开封府、诸路灾伤，转运提点刑狱官并据本路灾伤州县分定，亲诣检校”。这两个例子说明了，转运使与提点刑狱司经常共同进行灾荒救济，两个机构在救灾工作上是重叠的。这就不难理解，作为“提刑官”的沈公仪去龙潭“祈雨”的行为了。

   中国祈雨习俗历史悠久，但宋人发明了许多新祈雨法，祈雨更为频繁、隆重，并且作为严格的制度颁行，也是考核地方官员的一项重要指标。乾隆《仙游县志》载兴化县知县陆楠事迹：“陆楠，三山人。绍兴三十二年任，林光朝《丰登楼记》称：‘隆兴二年（1164年）旱，楠为民祷雨，不张盖、不挥箑，赤日当空、步行八十里，忽然云起，甘澍通夕’。”查《丰登楼记》说：“游洋为旁县……隆兴二年，自三月不雨，至于秋八月，二浙以水涝告，而闽人苦旱。”古人认为“龙潜于渊”，主责行雨。假若平时龙虬类神物慵懒、困睡或躲藏起来了，那天就会干旱。《仙游县志》就说：“传昔大旱，龙蛰其中，智广禅师叱之，龙破石出，须臾雨注。”有鉴于此，民间及官家救旱,必首祀龙神，诫其慵懒，促其行动。乾隆《仙游县志》载有本邑“龙潭”多处，皆为祈雨灵验之处。可见，比较常见的祈雨地点为龙潭（湫），这也是“普济庙”被称为龙王庙并建于龙潭旁边的原因了。

   有趣的是，在祈雨活动中，有时龙神也以蜥蜴之身来显灵，《仙游县志》中也有类似记载。古人相信:“祝蜥蜴以祈雨，龙之同类也。”蜥蜴与龙之外形确有相似处，易混淆。《图书编》载:“龙池不甚广，小黑龙数十游其中，取视之，长仅三寸，昂首四足，目睛烂然，腹有丹书，而无牝牡，盖蜥蜴类也。”巧的是考察途中，在龙潭附近发现一条长约20厘米的褐绿色鬣蜥，颈背起棱体型较大为仙游他处所未见，像极传说中的龙。

   宋人也常向宗教神话人物祈雨，《仙溪志》载：“隆兴元年（1163年），以本路军县遇旱，祷雨屡有灵验，加封‘普济’。”当时，仙游境内已经建有一些“普济庙”供奉正觉禅师，普济庙和城隍庙一样成为城建标配。《仙游县志》说：“普济庙，在朝京门内……今祈雨必设坛于此。”但是通过沈公仪祈雨石刻，人们发现在隆兴元年加封“普济”的100年前，正觉禅师的祈雨“灵异”已经广为人知，这就难怪沈公仪不辞辛劳跋山涉水来龙潭祈雨了。可见，原来是向龙神祈雨的，后来改向正觉禅师祈雨，而所谓的龙王庙也就成了普济庙。应当认为，同时向龙王和正觉禅师祈雨，或则只向两者之一祈雨，即“祈雨对象多元化现象”是长期并存的。

   龙潭考察结束后，突然想起九座寺东北的石龛石刻落款亦是“公仪题”，于是即刻前往查看。《仙游县志》载：“伏蟒岩，在九座山，旧有蟒害人，僧智广居此，蟒化而去。”且“上有古藤，紫茎绿叶，密如藓茨”。石刻为篆书“正觉岩，公仪题”。根据浙江雁荡山现存宋代沈公仪题刻，判断与“正觉岩”石刻书法为同一风格，说明沈公仪在九座山共留下了两块石刻。

   综上所述，“龙潭祈雨石刻”和“正觉岩石刻”，可以断定为北宋熙宁年间时任福建文臣提刑的会稽人沈公仪所题，题刻时间为1068-1070年间。至于龙潭“宴坐石”的题刻时间和题刻人，目前不详。

   “龙潭祈雨石刻”和“正觉岩石刻”刻于1068-1070年间，这是目前已知仙游县乃至莆田市境内第二早的摩崖石刻，仅次于仙游龙华“罗汉岩石刻”。“罗汉岩石刻”共有两幅并排，一为“大中祥符三年庚戌四月故记，弟三赵亭管五百州”；一为“西山罗汉岩僧善思，本是吉州人也，于己午(应为“庚辰”)年中创此岩，今至庚戌，得三十余秋也，故记。”可知石刻刻于公元1010年，记录罗汉岩创寺情况，书法较为粗陋，当为僧人所题刻，是目前已知莆田市境内最早的摩崖石刻。

   “龙潭祈雨石刻”和“正觉岩石刻”对于研究古代书写格式、古代祈雨制度、九座寺文化和正觉禅师事迹、古代官吏制度等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石刻的发现本身也有着较大的意义，对于本土文史研究和文化旅游事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