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旅行家徐霞客《游九鲤湖日记》提到：“（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六月初八日，出莆郡西门，西北行五里登岭，四十里至莒溪，降陟不啻数岭矣。过莒溪公馆二里，由石上步过溪……循山屈曲行三里，平畴荡荡，正似武陵误入，不复知在万峰顶上也。中道有亭，西来为仙游道，东即余所行。南过通仙桥，越小岭而下为公馆，为钟鼓楼之蓬莱石，则雷轰漈在焉。”

　　徐霞客在日记中提到两个公馆，“莒溪公馆”和“迎仙公馆”。明、清两朝各府、州、县均建有公馆，以招待过往官员。明、清时期九鲤湖声名显赫，前往考察的官员数不胜数，在九鲤湖景区设立“迎仙公馆”方便他们行赏、祈梦。对于九鲤公馆，明代官宦的游记颇多着墨。

　　鲤湖公馆

       （一）万历初年，福建提学副使的太仓人王世贸之《游九鲤湖记》：“舁夫送置迎仙馆，馆即余宿处也。入门更衣，仙游令谒毕。”

　　（二）万历甲申年（1584年），福建按察使，沔阳州人陈文烛之《游九鲤湖记》：“余止迎仙馆，两君入揖，坐定，出尊酒与谈……余别两君，就仙馆宿焉。”

　　（三）明代福清进士（1583年）、内阁大学士叶向高之《游九鲤湖记》：“抵九仙宫，宫旁为公馆，午饭公馆中。”

　　（四）万历二十年（1592年）进士、福州府推官、浙江归安县人施浚明之《游九鲤湖记》：

　　“因还憩公馆，新月娟娟挂岩端……小饮水晶宫。”

　　而明代非官宦人士游历九鲤湖，虽有提到“鲤湖公馆”，却并无说明“入住”情节，很可能是因为不合规矩。明万历年间选贡、从化人刘克治，于万历戊子年（1588年）作《游九鲤湖记》提到：“经迎仙馆钟鼓楼，而入灵贤祠。”明代莆田人布衣康当世两次游九鲤湖，作两篇《游九鲤湖记》亦不敢提及“入住”，只说“即次迎仙馆，孟和、季鹰业已候余辈，为湖上游。”就是后世鼎鼎大名的徐霞客也不例外，他在《游九鲤湖日记》中提到“四十里至莒溪……过莒溪公馆二里，由石上步过溪……晚坐祠前……是夜祈梦祠中。”可见，徐霞客没有入住迎仙馆，只在祠内将就一夜，第二天上午就离开了。

　　但是也有例外，公馆委托道人管理，乏客时一些文人也是可以通融借宿的。莆田庠生林钟金于万历戊子年（1588年）作《由九鲤湖记》：“比至迎仙馆，则奚奴已先属道人张具矣。”林钟金在迎仙馆连住四夜，白天与友人豪饮，屡屡错过饭点。道士问他原因，他大笑“客此中贮万斛珠，那不果然？”可见，他是“余一再游”以至于和道士混熟了。第五天听说有官员来考察九鲤湖，他很识趣地逃到“观澜阁”，“山中传贵人且至，例宿馆，余辈以地主移就观澜阁。”

　　莒溪公馆

       明清两代，莆郡和郡外人士由兴化府出发，经停莒溪上九鲤湖，这在明人游记中多有体现：

　　明代福清进士（1583年）、内阁大学士叶向高之《游九鲤湖记》：“至兴化郡治……二十里至莒溪。雨下如注，从者皆惫，止宿茅舍中。”万历二十年（1592年）进士，福州府推官，浙江归安县人施浚明之《有九鲤湖记》：“日卓午，憩莒溪。”可见，从莆田县城出发一般中午到达莒溪，傍晚到达九鲤湖并过夜，而莒溪山馆主要供中午歇脚。

　　莒溪公馆，位于今城厢区常太镇下莒村公路旁，今人称之“公馆店”，仅剩两堵破墙、一副木框架，在荒草中摇摇欲坠。民国徐鲤九《九鲤湖志》载：“莒溪公馆，莆田县宰（1603-1608年在任）蔡善继建。”蔡善继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作《莒溪山馆记》，叙述建馆的前因后果：“有地曰莒溪，去湖二十里而遥，岩岫密围，飞泉洒落，青霞白石掩映朝阳。遥望午烟起处，民舍十余家，自成村落，鸟啼高树，犬吠篱间。余徘徊不能舍去，视其傍隙地一亩，可以卜筑，遂命般输鸠工相度。出公帑之余 ，佐以俸入。诛茅截竹，构屋数楹。燕寝翼室，犂然具备，四方冠盖凡征梦于九鲤者，咸以此为停骖诧宿之区，风雨寒暑，无忧暴露。落成之日，偕二三僚友携壶觞以酌焉……”

　　天启五年（1625年）秋八月，户部右侍郎何乔远与转任福建左布政使的蔡善继再游九鲤湖作诗《莒溪公馆口占》：“驿卒太多事，借鼎便閧诟。邻妇喧亦喜，争灶此焉觏。莒溪煎午粥，青山来在门。仆夫催上道，不得到黄昏。”何乔远诗还原了当时莒溪公馆的经营状况，当时公馆的管理似乎有些混乱。公馆似乎并未为客人提供食宿，连借个锅下米馆吏都要在巷口大声詈骂，招来附近吃瓜村妇围观。

　　莒溪公馆立馆后一直沿用到清初，不幸毁于康熙年间，此事见载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莒溪铺附湖免差碑》：“莒溪铺地接九鲤湖，在昔原有公馆答应。历宪寻真览胜经临驻劄，照依仙邑附湖事例优免夫徭杂项。自明口口，国初相沿，康熙间因海逆变乱，馆垣遭毁。”

　　莒溪铺附湖免差碑

       《莒溪铺附湖免差碑》立在莒溪公馆旧址附近，因岁月侵袭碑文漫漶不清，通过清理和抹拓得以首次还原几乎所有内容。碑文记录了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莒溪公馆重建后，莒溪铺民向官府要求兑现免除当地差徭的承诺。碑文提到，莒溪明清两代一直都是府郡官员前往九鲤湖祈梦的重要驻扎地，康熙三十四年莒溪公馆重建任务由莒溪铺民承当。当时莆田余知县答应建成后，免除铺民的各种差徭，但是一直没有兑现。而相同情景的仙游“还元、还惇、还初”三铺却早就被仙游官府优免了差徭。莒溪铺民吴加聪等上诉到“兴泉道”，经过莆田县、兴化府、兴泉道三级行政查勘、批转、通谕，免差最终得以实现，铺民于是立碑为证。

　　碑文指出，附湖四铺，即“莆之常太里莒溪、仙之还元、还惇、还初三铺”。但是，这四铺未见载于方志。据乾隆《仙游县志》载：“驿铺：驿以馆使客，铺以递公文。仙邑驿一、铺五。皇华、载咏官属，只事于枫亭。其余公事递送，则各立铺舍。而铺兵、铺司以道里之远近，权人数之多寡。庶几置邮传命之遗，不致有文书稽迟之咎焉。”可见，铺是用来接力传递官方信件的站点，也兼作过往官吏的馆舍，属于官办的具军、警性质的邮政机构。明清三大徭役中的“里甲”和“均瑶”都是驿站服役的主要来源，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朱元璋下诏：“驿站差役，皆依次轮充。”诏令规定由百姓自行到驿站服役，自备马匹与钱粮。

　　据府志载，明清莆田县有府前铺、魏塘铺、涵头铺、余埔铺、江口铺、双牌铺、濑溪铺、俞潭铺、猴溪铺、塘头铺、朴糗铺、大杭铺、平海卫前铺、东林铺、郑榄铺、莆禧所前铺等；原兴化县有枫岭铺、溪南铺、山平铺；而仙游有县前铺、石马铺、长岭铺、沙溪铺和枫亭铺。《莒溪铺附湖免差碑》所提到的四铺和方志所记载的兴化府三县驿铺性质明显不同。

　　莆仙明清“铺境制度”

　　“铺境制度”的由来

        实际上，《莒溪铺附湖免差碑》所提四铺属于“铺境制度”语境下的概念，这个术语最早见于1990年陈垂成、林胜利编著的《泉州旧城铺境稽略》一书，所谓的“铺、境”是明、清时期泉州地区的基层行政区划单位。明、清时期，福建地区大体上演用宋代的“乡里制度”和“里坊制度”，“乡里制度”侧重于农村地区，而“里坊制度”侧重于城镇。而在泉州地区，“里坊制度”又演变成“铺境制度”，成为城镇的基层组织制度。

　　明朝洪武年间，来自中原各地的士兵及其家属入驻泉州永宁卫，执行“铺境制度”，整个卫城分为32“铺”，每铺又分为若干“境”，境内居民共同建造若干庙（宫），俗称 “境庙（宫）”，供奉各自的保护神。永宁卫是个军事重镇，其“铺”之名自然源自具有军、警性质的邮政“驿铺”，但其性质完全不同了。因为驻军来自北方不同地区，以“铺”代“籍”（籍贯）成为习惯，人们通过不同的铺名可以直观得了解该铺民众的信仰。所以，“铺境”更多的是从宗族和保护神的角度来划分不同区域。这种基于宗族、保护神而形成的富有凝聚力的小族群，便组成了一个个“铺”和“境”。一“铺”可以拥有一“境”或多“境”，不同“境”内居民的保护神可能相同，也可能不同。

　　泉州城区在明代形成了36铺94境，每铺有1-5境不等；而安海有18铺24境。可以说，泉州地区的“铺境制度”得到很好的推广，这与其较为发达的经济、繁盛的人口、社区化城镇化程度较高有关。

　　兴化府的“铺制度”

　　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年）设立兴化军，莆田从此在行政区划上脱离泉州。但是，明朝中期设立“兴泉道”，管辖泉州府、兴化府，道治在兴化府，明末废。1670年（康熙九年）复置兴泉道，管辖兴化府、泉州府，道治仍在兴化府，在宋太平兴国五年后长达千年的时间里，莆仙文化还是深受泉州影响。

　　南风北渐，明清时期兴化府城有多达数百的“铺”，供奉“田公元帅”“保生大帝”“张公元帅”等各种崇拜神。圉于史料，很难从方志和正式文献查阅到这些“铺”的体统资料，但是各种宫庙的牌匾、石柱、桥碑上不乏“铺”名。立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的“萩芦桥碑”刻有茅溪铺，松坂铺，南坛铺，梧塘铺，楼仔铺等铺名。至于原莆田县的“境”，目前资料较为缺乏，还不足以铺展介绍。

　　仙游县的“宫境茶制度”

　　而仙游县境内的宫庙罕见“铺”影，至今保留地名痕迹的唯有钟山镇麦斜村的“马铺”（亦称“平陂铺”）。至于“境”，可见于大部分乡镇的老宫庙石刻和灯笼上，度尾镇和大济镇尤其突出。龙华镇的金沙“锦溪宫”分为“文、行、忠、信”四境，文境为李氏、行境为郑氏、忠境为邱姓、信境为陈氏；大济镇的“玉井宫”有四境——天境、地境、人境、和境；重修于道光三年（1823年）的度尾“锦邱宫”，石柱上刻有“境”和“茶”的区划单位——“中岳境池尾茶”“中岳境茅茶”“中岳境余田茶”““中岳境店茶”“澄清境罗桥茶”“澄清境乾峰茶”等。

　　据文史学者余洪森和游心华介绍，度尾和大济一带执行的是“宫（庙、社）-境-茶”制度。在传统仙游农村社会里，某个区域以一个大姓为中心，众多小姓共同参与，建立一个“宫”（庙、社），供奉共同的保护神。这个区域内每户人家，都有祖上传下的固定“宫”，决不会放弃本宫选择加入另外一个宫。一“宫”包含一个或若干个自然村，这些自然村又分成若干个“境”，每个“境”下分成一至若干个“茶”。

　　“宫（庙、社）-境-茶”体系主要体现在“游神（傩游、巡境、巡安）”活动中，在“请香（游神）”前通过“扶乩”定下“游神”路线，一般每天巡游一个“境”，并当晚留宿该境。同一“境”内，在不同的聚居点设立一至若干“茶位”。茶，是一个境内所设的“茶点”，用以接应保护神的到来。

　　可见，仙游的“铺-境-茶”体系，是一种基于宗族、宗教的“民间俗成区域划分体系”，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基层行政组织。它虽然游离于官府的行政体制之外，却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在户籍管理、征调赋税、传递政令、敦促农商、行善劝募等方面往往发挥着官府无法替代的作用。

　　明清时期，莆仙的“铺境制度”是受到泉州地区的影响而建立的，但又有着其自身的地域特点。而仙游受到影响程度较低，“铺境制度”发展不完整，尤其是在西乡大济、度尾地区演变为“宫境茶制度”。而钟山镇的“附湖”地区受莒溪地区的影响，“铺制度”发展较为完备。显然，九鲤湖地区已经形成了“莒溪-何岩人文圈”，而“铺制度”正是这种人文圈下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