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岩桥位于游洋古邑游洋村与双峰村之间的“虎溪”上，“虎溪”是古游洋溪的南支流。游洋溪与象溪汇合后注入永泰县大樟溪，最后注入闽江。

  银岩桥，因山而名。《重刊兴化府志》载：“银岩山，又名白岩山，去兴化县旧治五里。缘峡而下，有怪石生崖间，硒码玲珑，色黄白，质不甚坚。好事者攀危涉险，凿而出之，以养菖蒲。新志谓，今崖路倾塞，故不可复至矣。”

  银岩桥始建于宋代，《八闽通志》载：“银岩桥，在兴化县址西南，宋知县施禹（1127-1130年在任）功建。开禧元年（1205年），迪功郎伊鼎重建，未就而没。三年（1207年），知县陈嘉始成之。”

  据乾隆《仙游县志》：“特奏名进士伊鼎，监南岳庙（管理寺庙道观的官员）。俱庆元五年（1199年）已未。”伊鼎虽建桥未就而亡，但他以一己之力倡建桥梁，其功不亚于官府。

  到了清代，银岩桥再次重建。据清乾隆《仙游县志》载：“银岩桥，在兴泰里五蓬。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生员王佐章、赐监生章炳、章焕仝倡建。”

  银岩桥现已淹没水库底部，但四块清代桥碑被重新安置在“东坡岭”上。石碑记录了银岩桥清代两次捐建功德，一为乾隆32年（1767年），一为嘉庆11年（1806年）。两次主要倡捐人都冠以“宋重修银岩桥赐进士伊讳鼎裔孙”的名号。

  据统计，乾隆32年（1767年）重修捐款者中，太学生49人，庠生23人，文林郎1人，乡进士（举人）1人；嘉庆11年（1806年）重修捐款者中，太学生67人，庠生35人，文林郎3人。比较而言，39年中，增加太学生18人，庠生12人，文林郎2人。

  分析两块石碑所刻捐款人姓氏，乾隆32年主要涉及17个姓氏，以王、林、陈、温、徐、苏为主。嘉庆11年那次涉及姓氏多达49个，全部存续至今：

  黄郑吴邱张、官谢章陈伊、林邹赖徐岳、 杨李胡孙翁、周苏王刘郭、柯曾罗何易、 温蒋董蓝洪、余尤许连蔡、唐戴马梅方、 康叶侯芦（疑为卢）

  上述桥碑出现的49个姓氏，在今仙游县游洋、石苍、钟山三乡镇都能找到对应聚居点。一些非主流姓氏，如官、邹、易、康、梅、侯等居民主要分布在钟山镇境内。可见，捐款人应该是银岩桥的主要使用者，也就是附近几个村落的居民——游洋镇的游洋村、梧椿村、双峰村；石苍乡的五湖村、石苍村、石阳村、潭头村；钟山镇的梅洋村、麦斜村、香山村等。可以说，这条桥辐射的范围不是太大，主要是位于“虎溪”以西、以南的居民往来旧游洋镇（兴化县政府所在地古邑），必须跨越“虎溪”天险的居民，涉及今游洋镇南部、石苍乡西南部、钟山镇北部等区域，这一点可以从捐款僧人的来源得到佐证。乾隆32年僧人捐款者有：古寺大乘、麦斜旭瞻、北山当机、太平妙华、虎溪瑞芙、麦斜允文、古峰子贡。古寺，也称古峰寺、五峰寺，在今石苍五湖村；麦斜，为今钟山麦斜岩寺；北山，在今游洋金石渭坑北山岩上；太平，今游洋村太平寺。嘉庆11年僧人捐款者多了一个“虎溪”，即今游洋梧椿村虎溪寺。

  古籍《仙溪试录》记录自明天启六年（1626年）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共322年间，仙游县县学和府学录取情况（有些年份资料缺失）。从乾隆元年（1736年）起，每次录取名单下方标注生源地。比如，以“永”字代表“永兴里”、“化”代表“善化里”、“太”代表“兴泰（太）里”、“兴”代表“兴贤里”等。明成化十八年（1482年）定为4乡为14里后，从此没有变化过：功建、孝仁、仁德、善化、兴贤、万善、文贤、折桂、安贤、永兴、兴泰（太）、香田、慈孝、连江。

  据乾隆《仙游县志》载：“兴泰分古县（兴化县）之半，萃仙都之奇。鲤湖尚矣，而麦斜为樵谷幽栖，菜溪为聘君旧隐，迹斯敻哉。其地距邑之东北，延袤百里，四方各有高岭如悬几。然小沽水北流永福，香山东亘莆田。五蓬、济川、象峰、高平，相与云蒸霞蔚。居民质朴，乐诗书而安素业，有渔仲、惠叔之风。里在县治东北八十里。东至莆田县界，西南至安贤里接壤，南至折桂里接壤，北至永福县界。”由此可知，兴泰里所辖范围基本上相当于今菜溪乡、石苍乡、游洋镇、钟山镇4乡镇范围。

  统计乾隆元年（1736年）起至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86年间，兴泰里共录取县学77人（含岁取进、科取进）、府学18人；分别占全县860人的9%和258人的7%，前者高于平均数（61人），后者刚好等于平均数（18人）。若统计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至嘉庆十一年（1806年）间的39年，也就是两次竖立桥碑间的时长，县学录取39人、府学13人，占全县8%和9%，均高于同期平均数（34人和10人）。

  通过石碑捐款人姓氏、分布村落、不同层次教育程度和人数的粗略统计，结合《仙溪试录》记载的数据，可以反映出清代乾隆、嘉庆二朝，以游洋镇为中心的山区人口教育状况。总体来讲，兴泰里人是非常重视教育的，并且成果斐然。这对于明正统十三年（1448年）因人口过少而被拆分的兴化县故地来讲是匪夷所思的。裁撤兴化县时，兴化县全县仅剩300户461口，仙游分得150户231口（《兴化府志》卷十·户口）。直到清初，番薯高产作物引进推广，旱地得到利用，兴泰里人口开始猛增。

  但即便如此，兴泰里山区的绝对人口数也不会太多。据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仙游县志》记载：“乾隆元年，本县民丁口，共14493。视雍正十年增丁口95。乾隆六年，本县民丁口，共14590。视乾隆元年，增丁口97。乾隆十一年，本县民丁口，共14618。视乾隆六年，增丁口98。乾隆十六年，本县民丁口，共14768。视乾隆十一年，增丁口80。乾隆二十一年，本县民丁口，共14853。视乾隆十六年，增丁口85。乾隆二十六年，本县民丁口，共14943。视乾隆二十一年，增丁口90。乾隆三十一年，本县民丁口，共15041。视乾隆二十一年，增丁口98。”乾隆初期的人口普查大致是5年一次，赋税丁口的统计相对准确、权威。可见，乾隆初期的30年间，丁口增长十分缓慢以至于停滞状态，全县年均增长只约20口。

  众所周知，兴泰里山区面积虽大，但是地广人稀，人口绝对不会比平原区的折桂里、善化里、香田里、连江里等里多。以平均数算，乾隆三十一年每里丁口约1074人。根据柯剑雄教授《中国古代人口论》中的统计法，古代每户（每丁口）平均6人算，兴泰里当时人口约6500人。

  按照教育层次分布规律，私塾童生、各级庠生至少是3:1的比例。可以推测，当时每百人（全部人口，非单独丁口）接受不同层次教育的比率或许会达到3%-4%左右。若只单纯讲到识字率，则还会高很多。据学者研究清代男女比例基本平衡，而古代男性才有接受教育的机会，那么当时兴泰里适龄男性接受不同层次教育的比例可能高达8%-10%，这远远超出今人认知。

  那么，兴泰山区教育是如何实现这个数据的呢？

  首先，今游洋村是古兴化县（979-1448年，1313年治所搬到广业里湘溪）的政治、教育和文化中心，兴化县历史上管辖的区域相当广大，包括今菜溪乡、游洋镇、石苍乡、钟山镇、大洋乡、庄边镇、白沙镇、新县镇以及永泰南、福清西北少量的区域，东西广160里、南北袤50里、周围265里。明代周华《游洋志》说：“（宋兴化县）山川清秀，林木蔚荟，民居稠密，地气精灵，而百族殷殷饶厚，故家诗书而户礼乐，虽或僻在万山之中，而人文之盛，于兹独最。”据《兴化府志》载，宋代兴化县户口多时达4000多户，2万多人。宋元时期，兴化县地跨永泰、莆田、福清和仙游4县，区域内多元的人文交流，奠定了明清兴泰里文化教育的深厚底蕴。

  梁陈时期，郑庄、郑淑等人就开始在兴泰里山区一带传学。唐代，兴化县前身的游洋镇和百丈镇，出现了郑积、史宾、詹万钟、郑方迕、郑朗、郑璩、金鲤等进士。据明代周华《福建兴化县志》载，故兴化县在宋代进士89人、特奏名进士和诸科42人、童科4人、恩赐进士1人、其他10人，共146人。其中有萧国梁、郑侨、黄定三人在七年内连中三科状元。（宋代兴化县进士多为清源、广业一带人士，广业里更接近于平原、沿海，经济状况要比游洋好得多，以至于后来县治迁到广业里湘溪。但是同为一县，崇文重教的文化影响是一样的。）良好的教育传统、浓郁的诗书氛围、沉浸式的文化熏陶、强大的名仕示范效应，造就了兴化县宋元时期“山中邹鲁”的奇迹。《闽府志》载有诗赞：“翀峰龟岭与龙屿，三处山川实壮哉，相去其间不百里，七年三度状元来。”

  明代早期兴化县的人口损失殆尽，但是崇文重教的根脉已经深深地融入这块土地。明正统十三年（1448年），兴化县东并入莆田，兴化县西并入仙游。从兴化军的大人文地理上看，兴化军三县同为一体，都是教育科举大县。明代中期，原来外迁的人口又从莆田县和仙游县回流到兴化县故地，教育与科举得以迅速恢复。以游洋镇为中心的兴泰里地区的清乾嘉两朝的民众教育，正是基于这种历史大背景而发展起来的。

  其次，兴化县虽处山区，但是拥有完善而规范的县学和庞大的私人院学。据《旧兴化县学》载：“（县学）旧在兴泰里。自绍兴二年（1132年）邑宰詹卓然建于尉厅，又以其地狭隘，乃移于三圣堂东。自后创敷典堂者朱棐，新大成殿者张钧，建议道堂者黄逸，立适正坊者梁录，置书籍者陆楠，造祭器者县尉叶世美，广立、升、俊六斋者主簿周若思。学门列戟，外为泮池，池上有桥。皇庆元年（1312年），县迁广业里湘溪，学与县俱徙于县治东半里许。中为大成殿，塑先圣、四配、十哲像于内，东西两庑立先贤名位以祀焉。前为戟门，又前为棂星门，设讲堂于大成殿之后。讲堂之东西为两斋，左曰达材、右曰养正。至正二十年（1360年），寔克己来治县事，病其卑陋，修葺殿堂，恢新门庑。又偕教谕李季昌于庙之左新创东西两庑厢序，翼室为二斋，因其旧扁，为生徒肄业之地。又建神库于大殿之东，立县乡贤祠于堂之西。设射圃于学之北，中立观德堂，右盖养士廪，岁久倾圮。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教谕李杰因而重修之。正统十三年（1448年），与县俱革，凡邑造士，拨入郡庠。”可见，兴化县学的规制相当严整，而县学是培养人才最主要的途径，正规、严谨、持续的县学是人才层出不穷的保证。

  与此同时，兴泰里的私学书院发展良好。唐末，泉州教谕林有德致仕后在游洋如兰山麓开办书堂，传播教育。梁陈时，郑庄迁居浔阳（今菜溪）创办“浔阳书院”，培养了很多人才，其中成就最高者首推郑庄第13代孙郑侨，历仕宋孝宗、光宗、宁宗三朝，历任江南西路常平茶盐、礼部郎中兼太子侍讲、中书舍人、福州知府，官至吏部尚书、知枢密院事、参知政事（副宰相），系光宗、宁宗两代国师，以观文阁学士致仕，卒后被追赠为太师，封郇国公，谥忠惠。郑侨为官廉洁，体恤民情，理财有方，堪称南宋一代经济能臣。兴山书院，又称馨山书院，位于游洋镇兴角山下，始建于宋崇宁年间，重建于明初，现存建筑是清光绪年间重修的，其规模相当庞大。相传朱熹曾受邀于此讲学，并有手书“养我浩气”。清代，游洋的一些富户联合创办“太平书院”（在太平寺），培养出四品县令林维新、举人林奋等。还有秀才郑重光创办的“石舟斋”，游洋乡绅在吴宅创办的“虎溪书馆”（在虎溪寺）等。这些书院依托寺院，培养了很多人才，银岩桥碑上也留有这些寺院捐款记录。

  最后，莆仙泮额之争得到较为合理的解决，康熙四十八年后，仙游学童拥有府学的六个名额。乾隆县志载《提学范光宗题稿》：“莆田、仙游二县俱系兴化府所属，府学但考取莆田童生而不取仙游童生，与例不符，相应照该学政所请‘兴化府学嗣后将莆田、仙游二县童生，酌量人才之多寡拨取可也。’”雍正二年后，县学名额也从15人增加到20人。据乾隆《仙游县志·泮额》载：“顺治十八年至康熙十年，岁科合试每取十五人……雍正二年，督学黄之隽以仙之人才日盛，题增五人，岁科各取二十人矣。”乾嘉二朝，兴泰里共有府学庠生18人，就是得益于泮额政策的修正。

  清代早中期兴泰里作为一个山区里，人口稀少交通不便，生活条件相对恶劣。在这种情况下，仍能创造出较为不错的教育成效，是有其深远而复杂的历史原因的。银岩桥捐款碑所展示出来的捐款者身份，本身就是对该地教育成效的一种有意识的宣传，那就是有功名者必定流芳百世，有文化者必须彰显千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