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接触到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应该回溯到十几年前，近期偶然间又收到博集天卷之诗行者重新策划、岳麓书社再版、专供中学生阅读的该书，有常读常新之感悟。新版书籍不仅增加来自北大、人大、华东师大等校教授们三万余字的导读手册，还有思维导图，可谓顶配。

　　钱穆是我国知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字宾四，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史学四大家”，先后任教于燕京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云南大学、江南大学等校，1949年赴香港参与创办亚洲文商学院（现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

　　钱穆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在海内外产生巨大影响，被尊称为中国学术界“一代宗师”。他一生广泛涉猎经史子集，著述颇丰，造诣深厚，现存的专著达80多种以上，代表作有《国史大纲》《中国历史精神》《中国思想史》等。

　　择史辨异 五堂讲座精辟入理

       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实为其治史讲稿整理而成，他分析了我国历史上的汉、唐、宋、明、清等五个重要朝代的政治制度，从政府组织、考试和选举、赋税制度、国防和兵役制度等四个方面，对中国历代政治制度的沿革、利弊得失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深刻的分析。

　　汉代继秦统一六国，建立中央集权后，继承了皇帝制度，形成了三公九卿的中央政府结构，通过郡县制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建立了官员选拔的察举制度，促进士人阶层崛起，汉朝表现出较高且较为理想的吏治水准和状态。然而，汉代兵役制度效率低下，对中央集权构成挑战。

　　唐代巩固中央集权，实行三省六部制，明确了中央政府职权分配；延续了隋朝科举选拔官员的办法，打破门阀士族的垄断，促进了社会流动；通过租庸调制和两税制改革，对赋税制度进行了重要调整，由此开创了盛唐。当然，唐后期的藩镇割据和安史之乱，暴露了中央与地方的权力矛盾。

　　宋代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在唐代体制的基础上改良，改革了相权的分配、军事组织等，设立枢密院负责军事，通过科举进一步选拔官员。但是，宋代整体以文人治国，军事上明显劣势，兵役上禁军和厢军的区分导致了军队战斗力的下降，成为宋代在对外战争中屡屡失利的重要原因。

　　明代加强皇权，废除了相制，设立内阁制度，保留了科举制度，在赋税方面实行了“黄册”“鱼鳞册”算是完善档案，在兵役方面创新了卫所制度。但是运转到后期，各种弊端逐步显现，皇帝与内阁交流不多，阉党反而专权起来，卫所制也催生了兵员素质下降、军队腐败等问题。

　　清代类似元代，采用部族专制而非皇权专制，唯一的优势是部族推选抵消了钦定失准的可能；继续施行的科举更注重儒学教化，限制了思想的多样性，实则愚民之治；设军机处使皇权达顶峰，但已远离了秦制的传统文化和政治建设。剖析元、清应该是用于同汉、唐、宋、明进行比较分析。

　　研史治学 科学方法启发后人

       钱穆先生在研究中国政治史时，抛开原有对中国古代政治“专制论”的定性，采用了严谨的治学态度，在方法上回归到特定的历史情境，在对象上选择了典型朝代，进而得出较为科学的结论，这是极为难得的“清醒”。

　　钱穆先生在历史研究上提出了“历史意见本位”的观点立场。在历史意见上，关注制度实施时代的人们所切身感受所发出的意见，这样的意见比较真实客观；在时代意见上，要求避免用当下套过往，不能单凭时代意见来抹杀以往的历史意见。

　　在历史情境上，钱穆先生归纳出“制度－人事”互动法、体系解释法、因果关系法、制度动机法、得失平衡法、地域比较法、文化背景法等“七步法”，并将之综合运用开来。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政制史研究的客观公正、不偏不倚。

　　——所谓“制度－人事”互动法，要求论述制度需要熟悉把握人事。

　　——所谓体系解释法，要求制度解释应注重各制度之间的有机联系与配合，避免割裂理解。

　　——所谓因果关系法，要求制度解释需要关注制度前身与后续，在更长的制度演变周期与线索中把握制度之要义。

　　——所谓制度动机法，要求制度解释需要诉诸特定的人事需要和政治用意，需要考察政治的主观方面和动力机制。

　　——所谓得失平衡法，要求制度解释必须同时考察制度之利弊，平衡而全面地论述。

　　——所谓地域比较法要求在时代性之外关注地域性和国别性，不可泛泛而论，也不可以偏概全。

　　——所谓文化背景法，要求制度解释放置于整体文化史脉络中进行，以制度承载文化，以文化理解制度。

　　研究过程中，钱穆先生认为，为政治制度中的“考选法”优于“组织法”，于是他便将每一朝代的政制考察按照四个要目展开，即职官法、考选法、财税法、军事法，这是全书研究体例的初步框架，也最终导向他的研究结论：从秦到清两千多年，我们对以往的传统政治，至少不能很简单地说它是专制政治了。

　　读史明智 优秀文化仍需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立足当下，我们更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早在1952年，钱穆先生便提出，政治是文化体系的要目，“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绝不该忽略中国传统政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基于两点而展开论证，一是全面客观认识传统文化，客观研究与检视中国文化不能忽视传统政治，二是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产生于本国环境。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的传承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民为邦本”思想，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实践中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在行政活动中逐步化“管理”为“服务”，已是进步；我们借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的治理思想，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确保完整有序的制度程序和参与实践；我们将协和万邦的和合智慧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机结合，倡导“讲信修睦、亲仁善邻”，引领新时代的中国携手世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重读本书，以史为鉴，我们深刻认识到，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理想、治理思想、大一统传统、家国情怀、精神追求、经济伦理、生态理念、哲学思想、思维方法、交往之道等方面去把握中国实际；更要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浅谈至此，期待诸位书友高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