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宗之，字元中，生卒年不详。仙游文贤里(度尾)洋坂下姚人。

  姚宗之少年时在仙游度尾东山书院就读时就以文学闻名，在东山书院庭院中，有棵隋代僧人所栽植的银桂，虽历经岁月风霜犹郁郁葱葱，便随笔作了一首五言咏桂律诗，不管是用官方语言，或是兴化方言，读来都是韵味无穷且朗朗上口，诗曰：东山有一桂，植自隋朝世。托根古刹中，历尽几兴废。塾童勤培育，其香溢不逝。淮上问详津，毋争王与帝？

  清乾隆《仙游县志》对度尾东山古桂的记述，有两个版本，一是给了植于隋代的直接肯定；二是植自隋唐的模棱两可说法。从姚宗之这首咏桂五言律诗中，不难看出他对东山院桂花树就是植于隋代的肯定，因为无论是姚宗之作诗的年代，或是作诗时桂花树的树干、树高、树围都一定显示出有古树那直撑青天的挺拔与伟岸。而关于东山桂花树年代的描述还另有一个关键人物，即南宋杰出历史学家郑樵那首《咏东山》的五言律诗中的两句：“孰云隋桂古，我谓栖云奇”。郑樵一生治学严谨，主张凡事核实，反对空谈、反对肓目抄袭，他的渊博学识深受朱熹称赞，而且郑樵在我国史学研究结果一直是被世人认为占有重要位置，所以东山院桂花植于隋代的时间，从这两个历史名人诗中可以得到十足佐证。

  话说姚宗之苦读寒窗十数年，于绍兴二十七年(1158)丁丑王十朋榜得中进士，时年仙游同榜进士仅三人，分别是：陈施明、蔡頔(蔡襄曾孙蔡枢之子)。

  姚宗之初任吉州司户参军，他的政治生涯虽然有所起伏，但他的正直和才华始终得到同僚和后人尊敬，他的许多政治主张和用人方面的真知灼见，曾令宋孝宗称赞不已，尤在遴选抗金主帅之任，他大胆提出不拘一格的主张，举例古人“拔卒为将”的超擢建议，孝宗大悦说：“苟得人才，不拘等级，卿言是也”。

  乾道五年(1170)，姚宗之被擢国子学录，迁太常博士兼权吏部郎官。

  姚宗之迁太常博士兼权吏部郎官期间，请禁援例、陈乞之弊，孝宗纳之，不久升他为将作少监。

  何谓援例，选举志三 言：天地生才，不限一方，国家用才，亦不一定一律。西汉言开纳粟之议，嗣是而唐、而宋，军兴亦间举行。凡以有济国家、亦以广罗俊彦。远稽前古，近按当今，其泽民生、利社稷，固大有人在也……此援例开场白是出自明代官宣之言，它阐明援例是始于西汉纳栗(简称献粮)之议，后来唐宋两朝都也仿效并推行，言下之意，是益在对国家有帮助，这样可以广收俊彦人才为朝廷所用，并且说明这是仿效前朝和近代的习惯做法，还称颂其一可泽被民生，二可有利于国家。而姚宗之为什么要请禁援例？他陈乞其弊之处，虽然在(志)中没有详情描述，但在那个特定年代，一定有其不可续用之道理，不然不会被皇帝采纳。

  姚宗之作为吏部郎官，他虽官小职微，自然没有权力去行使朝中大小官员的升迁事宜，但他敢陈乞援例之弊，实有小官行栋梁之材抱负，堪比忠言建策。

  他还直面论对上言三事，哪三事？

  一论今日法令贵严而不贵宽，制度贵质而不贵文。任相贵远业而不贵细谨，用将贵成功而不贵无过。试人贵职事而不贵空言，谋事贵十全而不贵欲速。

  姚宗之把此一论概括释析为：今日国家之法令朝廷重视其严而不重视宽严应结合；制度只重视质不重视行为；任宰相只重视长远之业而不重视其工作细致和认真；在用将方面只看重其成功而不观其是否亦有过失行为；在试用人才方面只重视授其职事而不评判其有否只说不做；在谋事方面只考虑其是否做得十分好而不重视其有没有耽误时间不求特事快办之效率。

  二论节度之官，祖宗未尝轻授。今之将帅，爵极欲满。一旦有事阃外，处高堂大厦者，难于行阵驰驱；溺歌童舞女者，难于士卒甘苦。愿陛下以奔走豪杰为用将之术，无极其爵而满其欲。

  关于节度使之官，在宋代初仍袭唐制，在全国都设有节度使之官。节度使在唐代是总揽数个州的军政事务的总管，原只设在边境诸州，后内地也遍设，其最大祸害是造成后来唐代的割据局面，被世称“藩镇”。

  公元959年，宋太祖赵匡胤时任殿前都检点、归德节度使，他掌握了绝对军权，于翌年正月初，赵匡胤在陈桥发动兵变，胁迫后周恭帝禅位，夺取了皇位，改国号为宋，史称北宋。正因为宋太祖是在节度使任上发动兵变，夺取皇位的，他担心一旦掌有实权的武将，又来一个陈桥兵变，自己岂不也遭重蹈覆辙之祸，心虚之余，他自执政后便开始重文人轻武将，集军政于己一身，这就是宋朝历代武将再无调动军队权力的历史背景。

  姚宗之二论指出：节度使之官，自祖宗(指太祖)开始就非常谨慎从不随便授之。他认为今天的将帅，封官进爵已经满员甚至超编了。一旦边境有事，这些一直处高堂大厦之将官，很难去布阵为国家所驰骋；有些将官长年沉溺于歌舞升天环境中，恐怕他们也是很难做到能与兵士同甘苦共患难。他提醒皇帝要各方选择有真正的英雄豪杰是用将之策，也不会造成朝堂上有爵位者超编现象，这是第二论。

  三论国家方经略中原，信使必时遣焉。用非其人，徒辱命耳。乞特使置奉使一司，选择堪任者储之，以备缓急之用。上称善。左司张栻称其议论剀切，有古争臣风。寻以亲老求外，提举福建路常平茶事，改浙东。尝承诏核实常平米，因言：“平籴广储所以赈贫乏，救 水旱。而追呼箠楚，嗟怨之声上千天和，至召水旱。昔号仁政，今成弊法，愿以新易陈。每岁兑易支遣，庶几实数常存以为荒政之备。”诏从之，移江南西路提点刑狱。

  姚宗之的这笫三论诠释：是国家设置信使的重要性，如用人不当，是有辱其使命，建议皇上设置奉使一司，选堪任之人为候选留任，被皇帝称善采纳。有左司 张栻 夸其议之与事与理都是好的。

  后姚宗之以亲老求外放，被授提举福建路常平茶事，尔后改浙东任职。还曾经承圣意核实常平米（价），他说，常平买米广积粮以备水旱赈灾，但下面强征鞭打之举，使民怨声载道，名曰召为水旱，在过去曰是仁政，在今天看来是弊法。他认为买新卖旧，每年这样做，可以避免某种后果，亦可实现为荒政备存效果。姚宗之此议，得到皇帝采纳，便移他做江南西路提点刑狱。

  姚宗之一生至孝闻名，人又刚方廉直。曾经与时为宰相老乡叶颙有书信来往，他认为：鳞次沓番，蝇头细字。这里的鳞次沓番，指的是南宋小朝廷多次派使臣递上“蝇头细字”到金国去屈膝乞和，那是谬为恭敬行为，与忠和信甚远矣。这样颇多以此取怨于人，姚宗之是不会去怜悯的。

  当年有戚（亲戚）里（家乡）进位枢筦（宰辅），去祝贺者那是数不清的人，唯独他不去凑热闹或捧场。每次他都会说：事唯公，故明；唯勤，故敏。他始终不愿趋炎附势，这与仙游后来南宋的另一名臣余崇龟有着类似风骨，时“韩侘胄权臣专政，士大夫无不趋附，独崇龟一人中立不倚”，而姚宗之对同乡进枢密院任要职时“贺者盈门，宗之独不至”，被后来的同乡余崇龟对权臣韩侘胄的态度起着典范作用。时有运使方崧卿称姚宗之言：“议论剀切，有古争巨之风”，可以为涖(当)官之范。

  姚宗之移任江南西路刑狱时，他挂念年已七十四岁的老母亲，请辞回乡侍奉未允而母亲离世，他悲愤万分亦寻死之，年五十六岁。姚宗之生有两子，长曰：姚榘，授建州录事参军；次曰：姚粢，为潮阳县令。

  姚宗之逝后，他的故事和许多政治主张，对后世有着积极的影响，是仙游两宋时期一位值得纪念的名臣人物，被主祀乡贤。据2019版《乾隆三十六年仙游县志》卷三十三·人物志一·名臣：载仙游在两宋期间列为名臣者，有15人，含明代郑纪1人。主祀乡贤祠第一名是蔡襄为北宋仁宗赵祯天圣八年(1030)进士，第二名余象为北宋仁宗赵祯庆历六年(1046)进士，以下依中进士先后名次分别是：

  朱绂、傅楫同为北宋赵曙英宗治平四年(1067)进士；陈次升为北宋赵顼神宗熙宁六年(1073)进士；林宋卿为北宋徽宗赵佶崇宁五年(1106)进士；叶颙为南宋高宗赵构绍兴二年(1132)进士；第七名姚宗之为南宋高宗赵构绍兴二十七年(1158)进士；陈谠为南宋孝宗赵眘隆兴元年(1163)进士；郑侨为南宋孝宗赵昚乾道五年(1169)进士；蔡洸为南宋以荫补将仕郎；余崇龟为南宋孝宗赵昚淳熙五年(1178)进士；王迈为南宋光宗赵惇绍熙元年(1190)进士；叶大有为南宋理宗赵昀绍定五年(1232)省试第一名；唯郑纪是明英宗朱祀镇天顺五年(1461)进士，其仙游15位名臣中度尾籍占四人。俟后，又有增补仙游名臣若干人，此为后事也。

  可见，仙游自建县以来，名臣辈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各领风骚，大有建树，垂名青史。他们为家乡争光，为后人树样，是仙游人的骄傲。迄今考其树立、读其奏疏，望冠群僚、声施后世，与古社稷臣争烈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