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莆田学院副研究员朱秀兰编著的《戏与人生——莆仙戏艺术家口述史研究》一书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是2017年福建省社科项目课题“莆仙戏口述资料抢救整理策略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也是以口述实录形式抢救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莆仙戏的一次成功尝试。 该书由“一台戏”入手,从莆仙戏的编剧、导演、表演、舞美、作曲、戏迷等台前幕后中,重点选取10多位具有代表性的老艺人、亲历者、见证人进行口述实录。6年多,作者通过实地调研、深度访谈、录音拍照等方法,进行广泛的田野调查,一对一座谈,忠实记录、直观展示莆仙戏的前世今生,形成“留住记忆 续唱遗响——莆仙戏口述资料抢救整理调研与思考”调查报告1篇,10名老艺人、亲历者访谈实录10篇,以及10篇访谈后记和访谈图片,详细记录莆仙戏亲历、亲闻、亲见者丰富的戏剧人生与全方位的演艺生涯,总结了抢救、传承莆仙戏艺术的宝贵经验,探寻了莆仙戏艺术传承、发展和人才成长的规律。该书的出版,为莆仙戏的保护传承和未来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记者:首先祝贺《戏与人生》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很不容易,这里应该有很多故事吧? 朱秀兰:没有,去年我们学校(莆田学院)报了几个选题上去,出版社对这个还是比较认可的,大概是觉得莆仙戏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我做的这些口述纪录有它的价值吧,然后就进入出版程序,编辑老师进行了很认真的审定,很快就出版了。 记者:学校的工作很忙,是什么激发了您编纂这部莆仙戏艺术家口述史的想法? 朱秀兰:我从小就喜欢看戏,对莆仙戏很有感情。2017年,我的《莆仙戏口述资料抢救与整理研究》课题获得福建省社会科学基金立项资助,作了些调查和访谈,记录、整理了大量莆仙戏老艺人、老编剧们的口述资料,后来想这口述资料能整理出版也挺好的,可以更好地记录活态历史,保存集体记忆。 记者:这本书内容挺丰富的,字数有三十几万字吧? 朱秀兰:三十几万,原稿更多,受访者作了一些删减,编辑出版时出于篇幅考虑也删了不少。 记者:您在编纂这部口述史时遇到了哪些主要的挑战?又是如何克服的? 朱秀兰:课题研究过程进行得相当艰辛,这期间有访谈对象因健康等种种原因无法接受访谈,甚至部分访谈对象带着宝贵的技艺离世,永远失去了访谈的机会。后又遭遇三年疫情,访谈一度中断。直至2023年10月16日将书稿发往出版社,前后已是六年光阴,书出来了,郑怀兴老师和黄宝珍老师却没能看到。所以说我们的很多工作确实就是在抢救,老一辈的莆仙戏艺人一天天老去,有些事不抓紧时间做以后就没机会做了。像朱石凤、谢宝燊等部分老艺术家,我们还来不及访谈,就离我们而去。 记者:真是太遗憾了……我读了《戏与人生》中两位大师的访谈,仿佛又听到了他们亲切的声音,现在看来这些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除了这两位老师,其他的访谈我也读了一些,感觉他们都谈得很生动,也很深刻,不仅讲述了个人的艺术成长经历、事业发展轨迹,还包括他们对莆仙戏艺术的深刻感悟、对当前莆仙戏现状的分析及对未来发展的思考。 朱秀兰:是,受访的老师们都很坦诚,他们又都是有故事、有思想的人,更加打动我的是他们对莆仙戏的那种感情,访谈中的许多细节我终生难忘。 像怀兴老师,他是个很性情的人。记得是2020年元月20日,已是大年廿六,刚好是大寒节气。我们登门拜访郑怀兴老师,和他约好年后正月初六做个访谈。但谁能料到,就在这个春节,疫情来了,访谈自然也是无法进行,而这一搁,就是大半年时间。半年后的7月中旬,我们也得以再次和郑老约好访谈时间。郑老素来讷言,当时却难得地敞开心扉,打开话匣子,与我们分享了他和莆仙戏的故事。 黄宝珍老师也是,不过她是用另外一种方式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感。像黄老说起特殊年代里的3次寻死不成、2次死里逃生,我们听得唏嘘不已,她却好像不当回事。她的坚韧和乐观让我深感敬佩,也让我对莆仙戏艺术家们的付出和坚持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记者:您如何看待口述史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中的作用? 朱秀兰:口述访谈还是比较真切、鲜活反映了这些年来莆仙戏文化的抢救性保护与传承。书中不仅记录了莆仙戏的艺术成就,还关注了莆仙戏的抢救性保护与传承问题,关注了莆仙戏在传承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挑战。老艺人们谈得最多的也是这些,他们言语中的着急、忧虑真是很动人。像王国金老师,她是公认的莆仙戏正旦表演艺术最正宗最全面的继承人。她的蝶步绝技“滚身裙”“扫地裙”曾令戏剧专家叹为观止,她的“伡椅”绝艺更是被专家赞为“出神入化”。访谈中,始终从容淡定的王老让我们似乎看到了她演绎的角色,即使腿上的伤痛令她站立不稳,但她仍然要扶着身边的椅子,很认真仔细地完成细蝶、旋肩、放肩、攒肩等等一系列莆仙戏的绝技绝活。 记者:访谈时,艺术家们敞开心扉,畅所欲言,您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朱秀兰:可能是我当过记者吧,在访谈开始前,还是要做些准备工作。在访谈中,我会努力展现同理心,理解他们的困惑、挣扎和喜悦,从而让他们感到被理解和支持。同时还要保持耐心和灵活性。有时,艺术家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来组织语言或回忆过去的经历。在这种情况下,我会保持耐心,并灵活调整访谈的节奏和方向。还有一点很关键,那就是一开始就要体现出你的善意,这有助于消除他们的顾虑,使他们更愿意分享敏感或私人的信息。在访谈初期,先讨论一些较为轻松的话题,随着访谈的深入和信任的建立,再逐渐引入更深入的话题。所以问对第一个问题很重要,有时一个好的开场白就有意外的收获。 像老姚(莆仙戏著名编剧姚清水),他是我的课题《莆仙戏口述资料抢救整理研究》拟访谈的主要专家之一。姚老当过莆仙戏的演员、编剧,后期还当导演。访谈之前,我从侧面了解到,姚老一向低调,总是尽力回避媒体采访,刚开始,我不敢贸然谈莆仙戏的课题,也不好问问题,就随机谈我的老家黄石镇西洪村,因为我老家西洪村曾经有戏院,有民间剧团,一年到头,几乎天天有演戏。没想到的是,我这一问,居然机缘巧合勾起了姚老对1958年一场洪水的回忆。就这样,一向讷言的姚老难得打开了话匣子,和我们聊起了他的戏剧人生。 记者:访谈中的一些敏感或私人的信息,您是如何处理的?或者说,您是如何处理和呈现被访者的个人经历与见解的? 朱秀兰:我们还是要严格遵循客观、真实的原则的。这本书作为口述史研究的一个成果,基本上以被访者的直接叙述为核心内容,并始终确保访谈内容的真实、客观。为了做到这一点,其实在访谈过程中,我们就尽量采用开放式问题而非引导性或封闭式问题,让被访者自由回忆和表述。让我感到惊喜的是,这些受访艺术家都能自然、真实地表达自己,所以访谈十分贴近被访者的真实想法和语言习惯。另外,作为口述访谈,本书尽量使用口语,在不影响理解和语意的前提下,被访者的一些方言、俚语和特定语言习惯等也尽量保留了下来,这些不仅是个人身份的体现,也是地域文化和时代背景的重要反映。 记者:在《戏与人生中》中,艺术家们的人生经历丰富多彩,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没有印象特别深的? 朱秀兰:印象深的太多了。他们艰难的艺术人生、坚韧乐观的性格、持之以恒的探索与创造、宽广深邃的内心世界,这些都让我对艺术与人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我深感荣幸,能有机会聆听这些莆仙戏艺术大师的心声,记录下他们的智慧和情感。但我也深感遗憾与悲痛,老一辈的莆仙戏艺人、专家在渐渐老去,部分老艺术家我们还来不及访谈,就离我们而去。特别是去年底和今年初,莆仙戏再次痛失两位大师,“戏曲界三驾马车”之一的著名剧作家郑怀兴和著名莆仙戏表演艺术家黄宝珍先后去世。两位大师在接受访谈和后期文稿的审看,都给了我极大的鼓励、支持和关照,我本想这本书出版,就要第一时间给他们送去的,结果却不能如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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