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溪志》：“莆之风俗，惟仙游为近古。生其间者，人性敦朴，嗜好简静。

  始也，士未知有科举之利，民未识有纷华之悦。承平日久，始多儒雅，多世家宦族，而习俗渐趋于文。然儒者力于修饬，而不苟进取；仕者乐于清贫，而不急富贵。有高卧山林而累征不起者，有致身公相而田不增一亩、屋不插一椽者。风声气习之薰染，盖可想已。业进士者，明经多而词赋少；隶民伍者，耕农多而商贾少。婚姻不愆于礼，丧葬不俭其亲。有无缓急相通融，岁时往来相问劳，犹有古之遗风焉。

  县三面皆山，而濒海之地仅东南一隅，生齿日繁，田畴有限，中产籍麯蘖以营生，细民莳蔗秫以规利。勤俭以署户门者，能安于淡泊，而不尚侈靡以相夸；争竞以泄私忿者，能亟于惩艾，而不事器讼以求胜。知理循分而寡欲易足，安土乐业而用志不逾。此风俗之大略也。

  惟其风俗之淳，故流弊有所不能免。俗敬鬼神，则受巫觋盅惑之欺；性多慈弱，则启幸民侵牟之害。人皆爱身畏法，则滋雁鹜，舞文之奸使或者得以议俗焉。武城化言偃而弦歌，晋鄙薰阳城而善良。返朴还淳，盖将有望。”

  白话白说：

  《仙溪志》关于仙游民风里俗的描述，用语优美而含蓄，运用了大量的典故。既有褒赞，也有批评，更有鞭策与期待。采用前后对比方式，全面审视宋时期的仙游风俗。所谓风俗，是指特定区域、特定人群沿革下来之风气、礼节、习惯等之总和，尤重人性。

  作者认为，最初，比起其它县邑，仙游风俗最为“古风”，居民淳朴，生活简单安逸。仙游处地形相对封闭的内陆，开发较莆田晚，人口较少，对外联系不便，民风自然原始。《仙溪志·市镇》载：“县地僻而物货悭”，可见就是到了南宋末年，仙游人自己都觉得地处偏僻，对外货物交流较少。因此，读书人不会刻意去追求科举带来的好处，百姓也未见识到外面的花花世界。

  作者说，进入北宋之后，社会长期安定，民风渐渐变得儒雅起来，世家望族也渐渐多了。《仙溪志》记载宋代仙游籍进士（含特奏、推恩等）共351人，有“一门两公相，五里三待制”之谣。出现了许多名门世家，有封王陈洪进、宰相叶颙、台谏陈次升等10人、傅楫父子侍从、蔡襄4代侍从、一门监司郡守9家、一门登进士第6家、数代进士第6家。如此衣冠盛事，科第蝉联，簪缨鼎盛之势，难怪“夸科第一位荣，而勉励后学又在科第之外者。”

  作者又说，虽然宋代仙游科举发达，但是仙游文士耕读传家以修身养性，而不刻意为了博取功名；已经为官者亦循规蹈矩安贫乐道，而不思作奸犯科以谋取富贵。比如，万善里的叶颙当了宰相却清贫如洗，家里不添一砖一瓦，以至于“宰相无家曾住寺”。叶颙的曾侄孙叶大有身居刑部尚书累辞其职，宋理宗频召其入朝，他却屡屡力辞不就。

  作者认为仙游籍的进士中，明习经帖的较多，而擅于策论词赋的较少。今人以为，策论词赋更能体现个人素质，更胜一筹。然作者以为，习先秦儒家经典者更能体现个人修养，更值得提倡。显然，作者并非有意贬褒两者优劣，而是赞善宋代仙游士子“古风”旺盛。实际上，宋代仙游籍进士中多以辞赋见长，明经特奏倒是不多。

  作者说，普通百姓多以农耕为主，很少有人从事商业活动。众所周知，宋代商业较为发达，但“重农抑商”仍然是其国策，宋代繁荣城市和商业中心都依赖于农业的支持和发展，农业仍然是封建社会的立国根本。而商人则因见利忘义、投机取巧等刻板印象，成为了人们心目中的小人。因此，在“士农工商”阶层地位划分中，商人地位排到了最后。作者以为“多农少商”是衡量民风淳朴的标志之一，但并没有绝对反对商业。《仙溪志·市镇》载：“县地僻而物货悭，商旅迹罕到。一哄之市间或有之，而镇废久矣。”说明言者亦认为市镇不振，商旅不至，导致物货缺乏，或许将农商限制在一定比例是最佳作法。

  作者认为，仙游人特别看重婚娶活动，礼数周到不肯敷衍迁就，而丧葬活动更不能节俭。

  《仙溪志》关于这点并无详载，但是乾隆县志载：“（仙游）风俗莫重於冠、婚、丧、葬。近时士大夫家行冠婚之礼，阙醮迎之仪。平民委嫌於僭，而华阅亦简为常，然而较丰财、许达缔，则未有也。丧则不通赠赙之仪，葬则尽靠舆师之选。匍匐之救，空咏於《诗》；悬棺之窆，谓薄於《礼》。缒胸裂肋，助理必是周亲；击豕椎牛，空山谁瞻翁仲。然竭尽精力，虽氓隶不敢俭亲；若卜成祥吉，而锱铢在所不计也。”既为风俗，源自传承，宋代仙人此风可见一斑。再观近日仙人此例，似乎有过之而无不及。

  又说，仙游三面靠山，海岸线短，土地有限。但仙游人很善于开拓第二产业，有人靠酿酒发家，普通百姓还可以种植甘蔗增加收入。《仙溪志·财赋》载：“以土色计产，而（仙游）县之产钱比他邑为最重。”这说明，当时仙游人大量种植了多种经济作物，以至于官府也将这些土特产折价增税。根据《物产》一节记载，当时的土特产和手工业产品还有荔枝、龙眼、柑橘、茶叶、靛蓝、麻、丝、蜂蜜、铅粉、铁模等，销到莆田、泉州、福州三地。这种开拓的精神一直延续到现在，成为仙人立足之利器。

  作者认为，仙人虽然淳朴、勤劳、聪明、好学、不争，但是也颇受到当时流行弊病的影响。

  比如，过于迷信鬼神，常被居心不良者所蛊惑。宋代民间造畜蛊毒常现，蛊毒害人的事件事端也频频发生。宋仁宗时期，“巫现主病，蛊毒杀人”是当时福建很大的社会问题，蔡襄知其风俗,深恶痛绝，因而对畜蛊之家、巫家进行了有力的打击，“襄为闽漕日，禁绝畜蛊甚严，凡破数百家，自后稍息。”并“遂敛惠福州，兴经术，禁浮屠，巫妖蛊毒之恶为绝”，闽俗得以大变。《仙溪志》所言聊聊数字，却揭露了一个愚昧且残酷的社会毒瘤。

  作者又指出，仙人“性多慈弱……人皆爱身畏法”，意思是过于明哲保身，不敢与不法行为作斗争以至于少数奸人作恶，甚至颠倒黑白信口雌黄败坏整个社会风俗，“舞文之奸使或者得以议俗焉”。

  《仙溪志》记载的这些风俗在之后的千年历程中，有些保留了并强化了，有些则消失殆尽或截然相反。但是，其精辟而深入的论述却被后世主流方志多所引用。

  乾隆《仙游县志》引述：“仙邑风俗，《宋志》及乡缙绅、先生皆云：邑人秉性敦朴，嗜好简静。尚矣！数百年来，敦朴者不能不流于侈靡，简静者不能不习于繁华，然忠惠遗风犹有存者。武城化言偃而弦歌， 晋鄙熏阳城而善良。窃愿持石斋、岩孙两君子之言，与都人士相劝勉焉已。”

  明《兴化府志》引述：“宋黄岩孙《风俗志》云:仙游人性敦朴，嗜好简静，中产之家以蔗秫曲蘖营生……黄岩孙志云:婚姻不愆于礼,丧葬不俭其新，有无缓急相通融，岁时往来相问劳。勤俭以署门户者，能安澹泊而不尚侈靡以相夸；争竟以泄私忿者，能亟惩艾而不事嚣讼以求胜，此往时民风之厚也……黄岩孙志云：儒者力于修饬而不苟进取，仕者乐于清贫而不急富贵，有高卧山林而累征不起者，有致身公相而田不增一亩、屋不插一椽者，此往时士习之正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