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怀兴先生的剧坛生涯，始终守在东南小城仙游。半个多世纪以来，他孜孜不倦，兀自躬耕于梨园。虽然他早已蜚声艺苑，却依旧低调如村野乡人。在他看来，长期安心基层，并不妨碍他心存高远。因而，他既安享颜回之乐，又如范文正那般忧患天下。时势多变幻，很多剧作者关心的是如何在当下争名获利。而在十几年前，郑怀兴先生就曾说：“我读毛姆的《乞丐》，很担心时间老人会把我所有的作品都淘汰掉，那么在精神上我将沦为乞丐，一无所有！”这话很震撼人心，也让我想起他的一位先祖，南宋著名史学家郑樵的一句名言：“达观千载儿戏，厌见一时利名。”怀兴先生在剧作《仙霞古道》里这样写道：“胸怀广，方能才思如泉涌；意境高，方能文章泣鬼神”。“心存高远”的写作观，正是怀兴先生五十多年如一日，始终戒惧慎独不懈攀登的动力源。年过古稀之后，怀兴先生的身体愈加疲弱，屡屡声称不再写戏了，可是他哪里停得下来？先生一路捡拾麦穗，从不停歇，几年下来，又是可观的收获。《郑怀兴戏剧全集续编》的出版正是他近年来笔耕不辍的硕果，是他戏剧全集的第五本，收录大戏小戏一共十部，其中有一半已搬演于舞台之上，获得观众与专家们的盛赞好评。续编中的作品没有一个是重复过往的，这对创作者来说是极难的事情，但长期养成的创作作风让他选择迎难而上。这些年，怀兴先生更进入一个自在闲适的写作状态，这也使得他的剧作有了全新的样式与境界。我想，这无疑是青年戏曲创作者们的一大幸事，因为有怀兴先生的砥砺开拓，让我们得以见识一片全新的创作天地，所以此书是一本特别宝贵的创作读本。

  历史剧从来都是怀兴先生戏剧创作的重头部分。每一部都能写出新意来，这完全依靠剧作家的高情卓识。《冼夫人》写的是海南民族英雄人物冼英，一位神话了的“圣母”。这类题材一般多从英雄主义角度来写，而郑老师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将“圣母”写回“人”的形象，尤其着重表现老人风烛残年的“弱”。如此，反倒更有力地体现了冼太夫人忠君爱民之心。一位虚弱无比的耄耋老太太，爱忆往昔，爱打瞌睡，爱惜孙辈，更视民如伤。剧中的冼太夫人反对用粗暴的“剿灭”办法来对付民变，她的保国先安民的政治主张，集中体现了她的民本与反战思想，同时又将维护国家、效忠君王统一了起来。这样，冼太夫人那句“我事三代主，唯用一好心”，也就更加生动感人地展现了出来。剧中尤为人称道的是“离魂”手法的应用，这一手法不单使人物获得了自由，更使得冼太夫人情更深意更切，感人至极。而鬼卒请轿的情节设计，更是将原本严肃的“民变”题材变成一个情感浓郁、庄谐生趣的故事。

  《关中晓月》

  如果《冼夫人》是将圣母精神生活化人性化的话，那么《关中晓月》则开拓了历史剧的另外一种可能，即讲述小人物与大文化的关系。在平常，一位女商人与国家天下实在太遥远了。但是，在庚子乱局，两宫西逃之际，商人、士人与最高统治者在同一特殊情境下却是可能串联在一起，并碰撞出传奇故事。仓皇西逃的太后，对外虽刚强，可谁又能说她内心深处没有柔软脆弱的一面呢？女商人道她在危难中苦撑局面，不由使慈禧心底生发出同性共鸣之慨。女商人哪懂得国家大政？她真诚朴素地拉家常，却不经意间拉近了与慈禧的距离，哪怕两人地位悬殊，而两人共同感受到命运的悲情与孤独，却指向最真实的人性人情。商英先是从朴素的报恩心理出发，进而引发她的道义担当，以至于不惜牺牲生命也要去拯救关学领袖。于是，商英品格中的温情与勇敢就这样与关学文脉传承自然地连结在了一起。商英以“堂堂正正活世上，干干净净赴泉台”的气魄，将“愿寸忱化晓月，驱除黑暗”变成了一种可能。

  《嵇康托孤》

  《关中晓月》所传扬的是道义担当的民族精神，而《嵇康托孤》宣扬的则是天地浩然正气精神。嵇康作为竹林七贤、魏晋风度的代表性人物，他的广陵绝唱也是中华精神的一个代表性符号。怀兴老师由钟会这一人物入手，拨开历史的迷雾，深入探究嵇康之死的真正原因。剧中不仅诠释了嵇康之所以“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复杂而高贵的心理动因，也通过嵇康临死托孤山涛，将人性中的大爱大义表现得淋漓尽致。剧中的嵇康是一个个性复杂、性情丰富的人物，他不入俗流，纯善刚直，同时对吕安、嵇绍又充满了醇厚深情。“谔谔之士，恂恂之父”，正是嵇康形象的真实写照。在那个正邪不两立的时代，嵇康的痛苦是不可避免的，发生在他身上的悲剧，同样是难以避免。嵇康之死，是一场道德殉葬，善恶之间的剧烈撕裂，既映衬出嵇康人格之崇高，钟会人格之卑劣，又展现了司马政权的黑暗与恐怖。

  《灵乌赋》《范文正公》

  同样，《灵乌赋》写的也是高贵的独立人格与“唯以天下为心”的家国情怀。范仲淹可称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典范，文采斐然、敢言直谏、革治实干。中国的士大夫从来自认为是为国读书，因而一定要为天下发声。这种责任感使得“范仲淹们”不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必然都秉持“以百姓之心为心”的忧乐观。《灵乌赋》中，身处秘阁校理小官职的范仲淹，无谏言职责，却要越职言事，直谏批评刘太后家国混淆，甚至以“人无信不立，国无信则衰”奏请刘太后归政。挚友梅尧臣以《灵乌赋》规劝范仲淹莫当乌鸦，聒噪不止。范仲淹非但不听劝，反以同样的《灵乌赋》回应，灵乌报忧，乃报大宋之德，因而可以不顾利害，甚至可以“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在脆弱的人性面前，公心与私心的碰撞，要怎样经得起考验呢？幸得范仲淹生逢道德高标的仁宗朝，焦虑万分的刘太后在梦中，看到自己可能的悲惨结局，惊出了一身的冷汗，这才深切感知到范仲淹灵乌之“先见性”。

  怀兴老师曾经说他最崇仰的古代文人便是范仲淹。《范文正公》主题虽与《灵乌赋》相近，但采用的是片段式展现的手法，截取范仲淹人生中担纲的不同角色来分别展示他崇高的品格和伟大的人格。全剧分别从为人子、为人夫、为人臣、为人师、为人友的不同境遇，描写了范仲淹“为天下，爱苍生”的非凡格局与气度。

  《仙霞古道》

  2008年，怀兴先生曾创作了历史剧《罗贯中》，13年后他有了新的灵感，于是翻出旧作，改成了《仙霞古道》。在历史文献中，对罗贯中的介绍只寥寥几字。这虽然可以给作者极大的创作空间，但同时又让人难以捉摸罗贯中其人其事。怀兴老师从贾仲明的《续录鬼簿》入手，提出罗贯中为何在杭州书会失踪六十年的疑问。追踪之下，他发现了明洪武年间的一段文禁史实：朱元璋下诏，禁演帝王驾头戏，《水浒传》列为禁书查销。而罗贯中正是以写帝王驾头戏为长的剧作者，《水浒传》又是恩师施耐庵遗作，同时他还参与了编次，这岂不是罗贯中隐没江湖的真实原因吗？但戏如果只写这些，还不足以为戏。怀兴先生结合罗贯中编撰《三国演义》的深层原因，丰富塑造了一个艺术上真实的罗贯中。作为读书人，罗贯中当然是怀有政治抱负的，可是，让他委身皇权，甘当奴隶，从他“湖海散人”这个号上，也可知这是不可能的。独立人格的罗贯中选择了“写戏文著说部”，照样可以“代生民立命，替天地立心”。就这样，一代文豪隐秘又悲壮的事迹被怀兴先生生动地勾勒了出来。

  《烟波迷月》

  《烟波迷月》故事原型出自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讲述秀才偶遇“亡”妻，并产生误会，造成妻子含恨而亡的悲剧故事。按道理，这样的故事，传奇性应该作为重心来进行开掘，可是怀兴老师则注重深挖人物内心，把多样复杂的人性逐层剥笋式地呈现给观众，令观众大为震撼，并引发深省。莎翁的《哈姆雷特》曾提出“是生存还是毁灭？”的命题，同样在《烟波迷月》中，选择死还是选择活，竟成了让人纠结逃避的巨大命题。这里面涉及到利害关系、两性关系、道德关系、名誉关系等，可是这些社会性的关系，难道要大于人的生命存亡，要大于人的真情挚爱吗？这是贞娘的悲剧，又何尝不是李世儒的悲剧？且谁又能幸免呢？这样深刻残酷的视角，这样灵魂深处的叩问，大概是中国戏曲作品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钱四娘》

  《钱四娘》是莆田地方题材故事，在民间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然而《钱四娘》却是极不好写的戏，一则史料太过简略，语焉不详；二则人物刚直，难以生动生趣。然而，怀兴先生却能够从各类庞杂的资料传说中，挖掘塑造出一个真实可信，且极其丰富感人的钱四娘人物。剧中不仅讲清楚了钱四娘修陂宏愿的因由，同时还将修陂的另一位重要人物莆田县主簿黎畛与之建立起紧密的人物关系。通过情感线索的连结，避免了戏之刚硬，反倒温柔了起来。当然，这绝非强拉硬拗，钱黎关系于民间传说中也是有所据的。钱四娘是一位奇女子，她的奇不仅在于她的修陂壮举，更在于她要实现人生理想的坚定信念。虽然最后修陂失败，但是她“全心修陂，德被万民”的精神却世代为人所称颂。《钱四娘》最精彩之处是在她牺牲之后，仍然不顾儿女私情，魂灵不肯轮回，一心想着帮助李宏修陂，生前死后皆为木兰陂，震撼人心。因而写钱四娘，不单是写她的英雄事迹，更在于弘扬其精神，而这精神亦当化为莆仙人精神、莆阳人文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光著千秋，激励后人。

  《雷州驿》

  莆仙戏《乾佑山天书》之丁谓、寇准《雷州驿》是1989年创作的历史小戏，2021年怀兴先生竟拿出尘封三十多年的剧本重新进行修改。故事情境非常特殊，趣味性非常强，讲述寇准与丁谓两位宿敌先后被贬，两人官声不同，百姓对他们的态度也截然不同。丁谓路过雷州，担心被寇准所害。但没想到寇准竟送来了他最喜欢吃的蒸羊，这令丁谓羞愧万分。丁、寇曾为知己，后成政敌，又前后沦落。命运安排两人狭路相遇，丁曾以悬剑胁迫寇准，而寇则以蒸羊慰问丁谓，胸襟气度两相对比，高下立判，丁谓自然如羊受烹，要连夜遁逃。1995年怀兴先生曾经创作历史剧《乾佑山天书》，正是讲述丁、寇沦落之前的故事，若两剧结合着看，更是别有意趣。

  《蜡丸案》

  《蜡丸案》是清代的一个谜案，后人常以此案诟病李光地的人品道德。故事背景发生在三藩之乱，侯官人陈梦雷与安溪人李光地本来情同兄弟，却因蜡丸疏而抱恨绝交，此案震动士林，陈梦雷最后流放奉天，李光地则深陷“卖友求荣”的舆论漩涡。怀兴先生大胆构思，巧妙设计出城隍断蜡丸案的形式，详细剖析内中细节，并牵扯出关键性人物徐东海，使得说不清辩不明的案情瞬间明朗起来。剧中陈梦雷傲才执拗的性格展现无遗，这也是其悲剧命运的重要成因，同时也因与李光地形成鲜明对比，而成功塑造出李光地厚道宽宏的艺术形象。剧中所展现出人性的幽微复杂，令人唏嘘不已。

  情理逻辑

  郑怀兴先生是国内少有的高产剧作家，更为可贵的是其作品多呈现出难得的高质量水平。他的创作实现了“思想剧”与“佳构剧”的完美统一。怀兴先生是一位以戏为命的人，因而每个题材的创作他都不马虎，都是由心而发，信笔而出，最后皆是真情所至。傅山有副关于戏剧创作的对联：“曲是曲也，曲尽人情，愈曲愈折；戏岂戏乎，戏推物理，越戏越真。”这与郑怀兴先生的创作思路近乎是一致的：深挖情理逻辑，尽现人性人情。先生的每个作品都有极扎实的逻辑结构，无论是视角架构还是内在逻辑，都营构产生出一种真实可信的能量。这在剧中就会形成一种情感的势能，如山谷溪流，倾泻而下，既幽回婉转，又简约有力。他以特别经济的笔墨和凝练的笔法妙手勾连，思接千古，抒发今情。

  梦境幻境

  梦境与幻境的丰富应用，是郑怀兴先生作品的一大特色。续编作品中梦幻的应用更臻于化境，表现得自由且自然。如《冼夫人》，开场是由冯宝的幽灵引出的，最后冼夫人的“离魂”则是在前情不断铺垫之下至深情感的一种极致表现，不仅突破了濒死老人的人物“局限”，更是冼夫人表现“我事三代主，唯用一好心”最后唯一的可能性。又如《灵乌赋》，让范仲淹与刘太后处在同一梦境中，实际上是让他们的本心本性直面危机，既达到人格的升华，同时也巧妙地解决了彼此矛盾的困境。再如《钱四娘》，写三匹马拉不动棺椁，写钱四娘大战孽龙，写钱四娘在阴间不肯轮回，写香山庙点化李宏，大胆应用神话幻化的方法来生动体现行动的真实，以达到精神的真实。因此，在郑怀兴先生的作品中，虚与实是可以相彰的，神性与人性也是可以共通的，他已完全实现了艺术上的自由，精神上的自由。

  抱有同情

  郑怀兴先生多次在创作谈中提及，“不厚诬古人，对人物抱有理解同情”，因而我们在剧中所见，哪怕是非正面的人物，他同样充满了关怀。如《关中晓月》的慈禧、《灵乌赋》的刘太后、《仙霞古道》的贾仲明、《烟波迷月》的琴师、《雷州驿》的丁谓、《蜡丸案》的陈梦雷等等，对他们的同情和理解，使得作品逻辑更加自洽，情感也更趋圆融，作品的品格也更上一个层次。与之前的剧作比较起来，我觉得续编中的作品，激烈的宣泄表达变少了，剧作变得更加含蓄与克制，更显自由与自然。温柔是人之真情，也是戏曲之特质。嵇康、范仲淹、罗贯中、钱四娘这些具有刚直性格的人物，在剧中纷纷展现出多样的温柔温情，这使剧作更加感人，更加回味悠长。

  人文精神

  郑怀兴先生一再强调“古事今情”，实际是说的是古今通变，因此他说“不是把思想强加于题材，而是自然生成的”。今天，我们谈新编戏曲作品常常会论及“现代性”或者“现代意识”。但是很多人总简单地将“现代人思维”混淆为“现代意识”。倘是有违人本精神的，有违良善精神的，有违诚信精神的，那实际上仍然是“封建意识”或者“中古意识”。郑怀兴先生作品的最大特点就是其深刻的思想性，其作品中的诸多思想所体现的核心都是悲天悯人的人文精神，即注重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生命。这才是古事可以通今情并指向未来的根本所在，这才是真正的“现代性”。郑怀兴先生的每一部作品皆可见“人”，皆可见“苦”，每一部都蕴涵着仁爱的悲悯，闪耀着人性的光辉。

  戏如其人，一生恬淡的郑怀兴先生，晚年作品愈加温润如玉，自然天成。他从来都是抛却功利目的来写戏的，写从心的戏，写有情的戏，写有格调精神的戏，这样的戏必定是浑然天成的自然之作，更会是超越历史的未来之作。正如陈彦先生所说：“他的作品是非常了不起的，我坚信后世将会给郑怀兴先生比现在更高的评价，他的作品必将传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