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6月的一天，榜头镇坝下纺织厂正在进行地基清理。突然，工人的铲子发出一声闷响，带出几块砖头，上面隐约有字。经过一番擦拭，人们惊喜地发现砖头上雕刻着“晋咸和八年”字样。很快这些砖头被送往文物专业机构由专家进行鉴定，最终证实这是东晋的墓砖。

　　“咸和”，东晋第三位皇帝司马衍的年号。“晋咸和八年”，即公元333年。与这些长方形墓砖一起出土的还有半个陶罐，为该墓葬的随葬品。墓葬已经破坏殆尽，墓主的身份已经无从得知。但是，墓砖刻字第一次用实证告诉人们，至少在东晋已经有一批北方汉民迁居仙游。这个意外的发现极大地振奋了当时的文保部门，因为此前关于汉民开发仙游的最早历史几乎一片空白。

　　无独有偶，1992年5月，龙华镇团结村也发掘出一座东晋古墓葬，再次证实了晋代已有北方汉人南迁入仙游境内定居。木兰溪，其仙游境内干流长达60多公里。经过漫长的岁月，木兰溪水冲积而成富饶的山间狭长平原，成为早期北方汉民定居的最佳栖息地之一。

　　福建最早生活的居民是“闽族”，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刘邦封无诸为“闽越王”，在福州建立都城“冶城”。无诸大力推广冶铁业，发展生产，闽越国实力快速提升，威胁到汉帝国的统治。汉元鼎二十六年（公元前111年），武帝出兵讨伐闽越，闽越宗室政变杀余善降汉。汉廷担心闽地“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复”，于是将闽越人迁徙江淮，闽越地区几成荒地。

　　但是，与闽越人的北迁相反，一些汉人迫于政治等原因南迁入闽。据说汉武帝时期（前156-前87年），因涉及淮南王刘安造反，“何氏九仙”迁入仙游，这是关于汉民入仙的最早记录。对生存空间的渴望，是任何东西都无法阻挡的，包括统治者的命令。这些少量的汉民移民，或许便是最早的仙游人之一。

　　无诸乱后，汉帝国对福建地区长期实施“都尉-候官”军事管制模式。据敦煌出土的汉代木简研究表明，汉代执行“候官”建制。“候”，侦察、守望之意。“候官”，汉朝“都尉”下属的县级军事防务组织，其长官称为“候”。“候官”，不管作为职官还是机构，都源于其军事职能。两汉时期，朝廷在西北和东南等地区设置了众多“候官”，以满足当地的军事管理与防务需要。汉简显示，“候官”的职能除了监察敌情、防御入侵等军务之外，还兼有地方政府的一些行政事务。“都尉-候官”模式属于军管性质，一旦军事压力缓解，边区社会发展稳定，各种条件成熟后，朝廷便推行正式的“郡—县”行政模式。“候官”，作为主要存在于两汉时期的地方县级军事防务组织，便逐渐消失在历史长河里。福州所在的会稽郡南部都尉后来改设为建安郡，但“候官”作为地名保存至今。

　　汉武帝去世后的二百多年间，不断有少量汉民南迁进入福建，加上“都尉-候官”制度下官兵及其家属，组成了早期福建的汉民族群。因此，公元219年东汉在福建设置“侯官县”进行行政管辖，由于人口不足一万，只设“县长”而无“县令”。之后，孙吴集团崛起江东建立吴国，先后五次遣兵入闽，从而推动了大批北方汉民入闽，闽中的政区建置由两汉时期的侯官一县发展为一郡九县，仙游地区当时先后属于会稽郡和建安郡。

　　据泉州图书馆宋代黄宗旦所修《紫云黄氏锦田大宗族谱》载：入闽始祖黄道隆，河南光州固始人，东汉末年（278年）任会稽郡令。由于北方战乱，弃官后居仙游县大尖山、小尖山之阳，即宋之平明山，俗称双阳山，后又迁居泉州。中原稳定后他回到河南，但“五胡乱华”时，其裔孙黄元方入闽为东晋“晋安太守”，卸任后居泉州。

　　据乾隆《仙游县志》记载：“大尖、小尖山，在县南二十里。两峰并列，尖秀倚空，近洪山西南。”宋代黄氏族谱描述其入闽始祖黄道隆迁居仙游的地点十分翔实，十分令人震撼，因为这是有名有姓的北方汉民定居仙游的最早记录，与晋咸和八年（333年）墓砖相距不过55年。结合文献与考古，人们惊喜地发现，汉晋两朝仙游已经初步被中原汉民所开发，仙游境内已经拥有作为群体而生存的较多汉族人口。

　　公元291年，西晋爆发“八王之乱”。匈奴人刘渊趁机发动战争建立“汉”，史称“永嘉之乱”。公元316年，刘渊族子刘曜攻占灭了西晋，北方进入“五胡十六国”时代。西晋末期中原地区的动乱，导致了大规模的南逃浪潮。

　　太康三年(282年)，福建设立晋安郡，下辖8个县，仙游属晋安郡侯官县。据清乾隆《仙游县志》引宋路振《九国志》载：“晋永嘉二年(308年)，中原板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林、陈、黄、郑、胡、何、邱、詹是也。” 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衣冠南渡、八姓入仙”。“永嘉之乱”形成北方汉人入仙高潮，仙游人口第一次大幅度增加，八姓成为仙游境内居民主体。今天，“入仙八姓”仍是仙游主要大姓。截止2019年，仙游县陈姓约有16.4万，占据仙游在籍人口的约14%；而林姓人口约14.4万，占比约12%。俗话说“陈林半天下”，虽然夸张却也说明了这两姓人口的众多。

　　就像蒲公英一样，陈、林等姓移民入闽之后迅速扩散到仙游。虽然，现在有所谓公认的各姓入仙始祖，但是都晚至唐宋。其实各姓最早的移民几乎都在晋代，同样因为没有留下了具体的人名和事迹而淹没于历史当中。但正是这些早期移民，默默而坚韧地在荒芜和荆棘中开辟了后世宜居的新天地。

　　此后二百多年，仙游汉民人数迅速增多，《仙溪志》说：“置县之始，人烟稀疏。五季干戈，北方避地者多居于此。”该志清楚说明了，南北朝时期是汉民大规模南迁入仙的第二阶段。乾隆十四年（1749年），仙游城东北金石山修建“金石书院”时掘得一墓砖，上刻“永徽四年”（653年）。圣历二年（699年），析莆田县西立仙游县。这说明唐代建国（618年）后，经过50多年的发展，仙游人口大幅度增加，已经达到立县的要求了，这是仙游汉民人口大发展的第三阶段。

　　早期入仙移民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推动了仙游地方经济、文化的发展。汉人南迁，使得河洛语系和当地的闽越语系互相影响，经过长期的融合演化，逐步形成独特的“莆仙方言”体系，成为保留河洛语词汇和发音较多的方言之一。今天莆仙话仍称“案板”为“砧”，“稀饭”为“糜”，“晒”为“曝”，“走”为“行”，“跑”为“走”，“书”为“册”，“浇”为“沃”，“草屋”为“草寮”等。这些古老的发音成为生动鲜活的文化烙印，深深刻在每个仙游人的记忆中。远去的是时光匆匆的脚步，不灭的是代代传承的文化血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