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襄（1012－1067），字君谟，莆田仙游人，北宋书法家、文学家、政治家和茶学家。蔡襄在书法等方面具有卓越的成就，使得人们忽视了他在教育上的历史贡献与人文价值。科举出身的他崇文重教，其“求学、治学、兴学”的一生贯穿着“乐道、载道、传道”的教育理念，并深刻影响了当时及后世的文化与教育发展。

　　求学：自强不息，安贫乐道

       求学阶段是蔡襄教育理念的萌芽期，主要集中在他出生之后到登进士第之前（1012－1031），在此期间，他深受家庭教育的熏陶和传统儒学的滋养，勤奋好学，安贫乐道。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蔡襄“幼而从学，龆龁之岁，偶能习诗赋。既而孜孜刻志，临文自省，不陷邪说于师道久废之世，自强不息”。在少年时期，他便展现出超乎年龄的文学天赋，13岁时以万寿塔和塔西的松树为题，赋诗“谁种青松在塔西，塔高松矮不相齐，时人莫道青松小，他日松高塔又低”。在师道衰微的社会环境中，蔡襄保持着孜孜不倦和三省吾身的求学态度，坚守传统儒学价值观，表现出严于律己和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

　　宋代民间社会重视文教，“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深入人心。童年的蔡襄出身于耕读传家的贫寒家庭，他自述“嗟予出寒远，家世尝力农”，但父母安贫乐道，对子女的道德教育高度重视。蔡襄“早闻义训，参处近联”，从小受到父亲义理道德的言传身教。外祖父卢仁是惠安名士，他“俗好不入其心，课子孙不令稍懈”，淡泊名利，家教严谨。母亲卢氏“孝行闻于乡里，约素而严，诸子甘贫而自力，仕宦无过”，通过自身的行为和教育方式，践行了“修身齐家”的理念。家庭教育不仅奠定了蔡襄个人品德的基础，也影响了他的价值追求和为官操守。

　　蔡襄曾分别在枫亭塔斗山、惠安伏虎岩和仙游县县学等地接受了系统的儒学教育。蔡襄“幼学于乡序，及长举进士，与公明并研席者数年”，他的舅父卢锡曾与他一起“读书伏虎岩”，后来县尉凌景阳推荐蔡襄进入县学读书，并在离任后，叮嘱继续关注和督促蔡襄的学业。少年的蔡襄在学业上锋芒毕露，但科举考试之路并不平坦，连续参加两次乡试，却均未中举。他自述“年甫十五，再求举于乡里，皆不利用。前岁间，携幼弟徒步西上，艰难困厄，侨举王府，偶先多士”。在历经艰难困厄后，终于在天圣九年（1031）高中进士甲科第十名。

　　治学：务实致用，文以载道

       治学阶段是蔡襄教育理念的孕育期，主要集中在他出仕之后（1031－1067），在此期间，他“务实致用”的治学思想日益成熟，并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蔡襄继承韩愈的“道统”思想，认为“学者先于学道，而后于学文耳”，因此，他致力于《大学》《中庸》等经典的注释与解读。他是欧阳修领导的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中的代表性人物，提出“道为文之本，文为道之用”，“文者当有典法，言之于今而见者可信，传之于后而闻者无疑，是曰文已”的文学创作主张，深入探讨儒家经典的传承创新，用丰富的创作实绩涤荡五代以来盛行的空谈恶习和颓靡文风。

　　蔡襄以“务实致用”的实践精神和“文以载道”的创作理想，为后世留下了奏议、碑志等1200余篇文献。《乞罢吕夷简商量军国事》《乞罢王举正用范仲淹》等奏议文，文辞骈散结合，说理透彻，论述情直意切，正气浩然，具有强烈的逻辑性和层次感。他对碑志创作进行了创新，题目化繁为简，韵文形式多样，行文讲究典法与抒情并重。茶学专著《茶录》和果树分类学著作《荔枝谱》是蔡襄在福建工作期间的重要著作，通过描写茶与荔枝，展现了他对福建自然资源的关注和对经济民生的重视。《万安渡石桥记》《导伊水记》等记体文将工程实践与道德教化相结合，兼具实用价值与教育意义。

　　蔡襄在诗歌、散文等文学领域也有较深的造诣。他传世诗歌有420余首，题材广泛。古体诗具有较强的现实主义色彩，直面当时社会问题与历史事件；近体诗则追求简洁明快的风格，语言清新自然。他强调，诗歌是道德价值与思想主张的载体。例如，古体诗《四贤一不肖诗》通过对人物的评价，表达了对贤才的推崇与对奸佞的批判。蔡襄的散文风格从“求奇求新”到“务实尚意”，经历了从重形式到重内涵的转变。早期他认为“文词日益新，道义亦随而有加焉”，在深入研习儒家经典之后，他转向更为朴实的文风，“其于为文，不复奋肆夸丽，通乎意则已”。

　　兴学：尊师重教，授业传道

       兴学阶段是蔡襄教育理念的实践期，主要集中在他任职福州、开封、泉州期间（1045－1060），在此期间，他通过“尊师重教”的实际行动，大力推动教育事业发展。孟子曰：“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指出中国古代教育的首要目的是进行道德教化。蔡襄也认为，“治天下之道，匡生民于富寿，皆由教化、刑政修举，以臻太平”，“庠序之设，所以起风化而养贤材也”，兴学是教化乡民、培养贤才的主要途径。欧阳修在蔡襄的墓志铭中记载：“往时闽人多好学，而专用赋以应科举，公得先生周希孟，以经术传授，学者常至数百人，公为亲至学舍执经讲问，为诸生率。”

　　在教育环境上，蔡襄主张保持环境的整洁有序，注重师生的仪表端庄。他用“象图严严，记书整整。衣冠肃雍，室庐閟静”形象地描绘了理想中的学校。在教学内容上，他主张“兴明儒术，于其助治”，提倡要改变专攻赋文的应试教育，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培养道德修养与治国理政的能力。在师资队伍建设上，蔡襄认为“训导讲说，尤难其人”，因此主张“不理资考”，唯才是举，不考虑教师的资历或是否通过科举考试。为此，他亲自到学堂讲学，并大力延揽周希孟、陈襄、郑穆等德高望重的学者，传授儒家经典。

　　蔡襄深受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影响，认为“学斯谓何，忠义悌孝。政斯谓何，礼让风教”，教育与政治二者是相辅相成的。蔡襄认为德行是衡量一个人能否胜任其职位的核心标准，唯有“德与位宜”和“位虽屈而德伸”才能赢得认可与尊重。在“论改科场条制疏”中，他谈到“今进士之诗赋、明经之帖义，于治民经国之术了不关及”的科举弊端，并从教育体系建设、考试大纲调整、明经科变革等三个方面提出改革方案。蔡襄强调，“是必先乎已立而后泽于人者也”，他认为学者不应仅仅局限于文辞的技巧是否能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官职，而应注重内外兼修，完善自我的德行与才能，才能真正履职尽责，造福当代，泽被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