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日，历史纪录片《北宋名臣蔡襄》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仙游县文史学会名誉会长陈金添先生担任该片顾问，此前曾为剧组主创详细讲解蔡襄生平事迹，为纪录片的创作提供了有力支持。现将陈金添先生所撰写的关于蔡襄的文

　　锋芒初露   名动京师

       蔡襄于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2月12日出生在仙游县唐安乡赤湖村（今枫亭镇东宅村）。赤湖背依赤岭，周环五里，土石皆紫。这里古时是枫慈溪和太平港与海水相接处，山光水色连成一体，宛如一幅天然的山水画。唐武后朝，副尉上将陈政、陈元光父子挥师闽南除寇，在这里流连忘返，便把家园安在这里。他去世后墓也葬在赤岭。五代时，清源军节度使、鄂国公留从效也爱上了这里的山水，把家从永春迁到这里。蔡襄的先祖蔡用元也是在这之前迁居到赤湖。赤湖绮丽的山水和厚重的文化为蔡襄的成长营造了良好的环境。

　　蔡襄的父亲蔡琇是个老实忠厚的农家弟子。母亲卢氏则出自惠安名士之门，其父亲卢仁熟读经书，知识渊博，但怀才不遇，中举落选，便在惠安县涂岭伏虎岩设塾传学。卢氏知书达理，心地善良，宽厚仁慈，在家孝敬公婆，相夫教子，与邻为善，有口皆碑。蔡襄在给欧阳修的信中称母氏“孝行闻乡里，约素而严，诸子甘贫而自力，仕宦无过，皆母氏之训也”。宋仁宗皇帝在赞扬蔡襄时曾说：“有子如此，其母之贤可知。”于是，特赐冠帔，封卢氏为“仁寿郡太君”。去世后又特赠为“长安郡太君”。母亲的良好形象为幼小的蔡襄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5岁的蔡襄便被母亲送到伏虎岩接受外祖父的启蒙教育。在卢仁的严厉教诲下，蔡襄养成了勤奋读书，努力上进的好习惯。三年后，他回到唐安乡乡序就读。

　　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蔡襄已经12岁了。有一天，他和弟蔡高随一道士到郊外，偶遇下乡视事的仙游县尉凌景阳。凌景阳见他兄弟俩眉目清秀，精神爽拔，得知他们出身农家，上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家庭经济困难，便有意要栽培他们。在征得其父母同意后，凌景阳将蔡襄兄弟送进了仙游县学，并时常亲自授以经术。兄弟俩“日进不已，如夙学者”。三年后，凌景阳任职期满，调往安徽舒州芜湖任职。临走时，他又把蔡襄兄弟送到莆田，交给郡守，让他们在郡里就学，继续深造。

　　天圣七年（1029年），18岁的蔡襄同弟弟步行5000里，来到京城开封参加府试。欧阳修称蔡襄“以农家子举进士，为开封第一，名动京师”。次年，他又参加了礼部省试和殿试，登进士甲科第10名。

　　景佑三年（1036年）春，蔡襄在漳州任职期满，同弟蔡高一起到京城参加铨试。当时，朝廷发生了一场风波。权知开封府范仲淹针对辽国蠢蠢欲动，要出兵南下，提出了迁都洛阳的计划，受到了宰相吕夷简的反对，指责范仲淹“越职言事”，挑拨君臣关系，并给范仲淹扣上了“朋党”的帽子。范仲淹出示百官图，称吕夷简结党营私，才是“朋党”。最终，范仲淹以失败告终，被贬去饶州。秘书丞、集贤校理余靖为范仲淹辩护，被贬筠州酒税。太子中允、馆阁校勘尹洙自称是范仲淹推荐到朝廷的人，被贬郢州酒税。谏官高若纳称范仲淹口出狂言，违逆上意，自找苦吃。时任秘阁校勘的欧阳修实在看不过去，批评高若纳落井下石，结果被贬到夷陵当县令。5月27日晚，在为欧阳修送行的酒会上，蔡襄作了《四贤一不肖诗》，热情地歌颂了范仲淹、余靖、尹洙和欧阳修忧国忧民的精神和治国有方的才能，赞扬他们敢作敢为，不怕担风险的高尚品格，并批评高若纳作为谏官不主持公道，还落井下石。此诗在京城内外广为传播，一时洛阳纸贵。辽国使者看到这首诗后，也买回去贴在幽州馆。蔡襄再一次名动京师，声震朝野。

       四谏经邦  仗义执言

        庆历三年（1043年）春，继欧阳修、王素、余靖之后，蔡襄也被仁宗皇帝钦点为谏官，史称“四谏”。蔡襄生性耿直，嫉恶如仇，敢于坚持原则，不怕得罪人，留下了不少佳话。

       这年四月，吕夷简已被罢相，但仍以司徒的身份预议军国大事。朝中的两府大臣还要到他家去商议大事。蔡襄认为在家议事，有损国体，便列举了吕氏为相二十年的七大过失，同欧阳修等人奏请仁宗皇帝罢免吕氏职务，得到了皇帝的批准。

       晏殊任宰相后，利用职权，在蔡河岸边侵占土地，还调动军队为自己盖私房出租。庆历四年九月，蔡襄上书《乞罢晏殊宰相》，列举了唐高宗时中书令褚遂良贱买一块官地，被贬为同州刺史；太宗时，宰相宋谋与宣徽使张禹锡互相勾结，申请宫中的住房，被太宗视为不知廉耻而被免职。仁宗皇帝觉得蔡襄说得有理有据，晏殊也因此罢相，以工部尚书知颖州。

       蔡襄不畏强权，敢于得罪宰相，对皇帝的过失也直言不讳，敢于批评。庆历四年（1044年）6月，开宝寺的灵宝塔被火烧毁，清理地基时发现舍利。皇帝下诏迎入宫中供奉，并下诏修复寺塔。蔡襄当即和余靖上疏说：“今生民困苦，四夷骄慢。陛下当修人事，奈何专信佛法？”在场的人听了都吓得一身冷汗，佩服蔡襄等人之敢言，置民生为上。

       皇祐三年（1051年），蔡襄在仙游守制除服后回到开封（京城）。当时，仁宗皇帝任命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为河南节度使和宣徽使等四个官职，受到了御史唐介和包拯等人的反对未果。可是，不久仍要任命张尧佐为宣徽使知河南，又遭到了唐介的坚决的反对，认为宣徽使是执掌朝廷的内务，权力仅次于中书省和枢密院，不宜张尧佐担任。仁宗皇帝推说是中书省提议的。唐介便指责宰相文彦博与张尧佐互相勾结，结党营私，并称文彦博是通过向张贵妃赠送蜀锦而被提拔当上宰相的。仁宗皇帝听了大怒，说：“后宫有什么权干预宰相的任命？”并质问唐介说的是什么话？批驳唐介状告不实，要将他贬到春州去当别驾。众臣看到皇帝气冲冲，都不敢吭声。蔡襄看到这种情况，便替唐介求情。他对仁宗皇帝说，春州地处岭南偏远的地方，缺医少药，历史上有不少官员被贬到那里以后，有去无回。把唐介贬到那里确有处罚过重之嫌。其次，唐介身为御史，有举报宰相的职责，可不必较真。御台王举正等人接着也替唐介求情。仁宗终于有悔改之意，改贬唐介任英州别驾。唐介两年后返京，多年后官居宰执。

　　庆历名臣  勇立潮头

       庆历三年（1043年）春，蔡襄上书《黼扆箴》，拉开了庆历新政的序幕，史称蔡襄为庆历第一名臣。《黼扆箴》提出了七条改革意见，其核心内容就是要改革旧体制，建立新制度，保证国家长治久安。要建立官员考核机制，选贤任能，凭功论赏，淘汰不合格官员。要精简军队人员，提高部队战斗力。同时，蔡襄还先后上书《论范仲淹韩琦辞让状》《乞用韩琦范仲淹》《乞罢王举正用范仲淹》《再论王举正》，四次力荐范仲淹为相，领军改革。这年八月，范仲淹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并经仁宗皇帝批准，颁布了由他起草的《答手诏条陈十事》，开始实施新政，其核心内容与蔡襄的《黼扆箴》一脉相承。

　　由于改革触犯了封建士大夫的利益，受到了以夏竦为首的保守派的反对和抵制。他们攻击范仲淹、欧阳修等改革派为同党；并诬称范仲淹的两个得力干将滕梓荆和张亢贪污机要费用，促使范仲淹产生了打退堂鼓的念头。夏竦还命家中的女奴仿支持改革的国子监直讲石介的笔迹，写信给富弼，诬告改革派要废掉仁宗另立新君，动摇仁宗支持改革的决心。改革派迫于政治压力，只好自请外派。庆历四年八月，范仲淹以边关事急为由，出任陕西、河东路宣抚使；富弼出任河北宣抚使；欧阳修出任河北都转运按察使。蔡襄也在10月出任福州知州。庆历新政由此落幕，但蔡襄作为庆历名臣却为后人所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