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乡坐落在西天尾镇紫霄山下的田野间，那里的房屋，古时被称为“厝”，因而村庄得名“田厝”。村庄附近三座如同三个小馒头连在一起的山叫作“三山”。

  “三山”脚下除了农田和民居，方圆十里遍布的都是龙眼树。夏日来临，龙眼如同金黄的佛珠挂满枝头，这是大自然的恩赐。村民们不仅品尝到这人间美味，更在丰收的喜悦中看到生活的希望。

  20世纪80年代初，那时候，龙眼树属于村集体财产。在那个年代，村民们的生活简单而纯朴，彼此间充满了信任与责任感。龙眼树作为村庄的共同财产，不仅是孩子们眼中的诱惑，更是村民们生活希望的象征。家长们即使心疼孩子，也不愿为了满足他们的口腹之欲而损害集体的利益。

  那时，全村的饮水都依赖于一口不干涸的水井，这口井据说是与村后的小溪相连的。井的南边是一个宽敞的晒场，老一辈村民称之为“大埕”，旁边是一排属于村民小组的公房，曾经是存放耕牛的地方。门口有一个大石臼，每当全村制作米粿时，这里就会变得热闹非凡。那片埕地，充满了我们童年的欢笑和游戏。生产队的公房紧靠着围墙，面朝晒场，我们常常在那里看到村民们忙碌的身影，听到他们谈论着年景的好坏。尽管稻谷常常不够吃，但地瓜帮助我们度过了饥荒的岁月。而龙眼，则成为村民们改善生活、招待亲友的奢侈品。

  每当村民小组分配龙眼时，整个村庄都会沉浸在期待和喜悦的氛围中。村民们聚集在晒场周围，将采摘好的龙眼分成一堆堆，村民小组的组长和会计根据各家的人口和出工情况宣布应领取的份额。当名字被念出时，全场都会安静下来，大家都生怕错过自己应得的份额。大户人家因为人口多、出工多，自然分得较多，而分得少的家庭则会收到大家同情的目光和鼓励的话语。龙眼虽然不是主食，但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它却是为数不多的美食之一，孩子们期盼的眼神成为了大人们奋斗的动力，也是他们对新生活的希望。

  改革开放后，村里实施了农田承包生产责任制，农田和龙眼树的管理模式也随之改变。原本由大队统一管理的土地和果树，根据人口分配给各家各户。农田里的粮食耕作各自为政，而龙眼树的评分和分配则由生产队组织有经验的果农负责。他们根据每棵树的出果量、果实大小和口感进行评分，并在树上用红色油漆标注数字。评分结果登记造册后，张榜公示，然后由村民通过抽签的方式选择自己的“摇钱树”。龙眼树成为了私人财产，对许多家庭来说，除了耕种农田，龙眼也成为一种经济来源。面对这棵能带来收入的树，村民们精心呵护，勤于打理，希望它能带来丰厚的回报。

  在龙眼丰收的季节，村民们会在树下搭建帐篷，放上竹床，白天在树荫下聊天、打牌，期待着今年的收成能带来更多的经济收益，用来购买家庭急需品或支付孩子的学费。夜幕降临，守护龙眼成了一种别样的幸福。村民们用过晚餐，手拿手电筒，臂挎装满稻草的篮子，踏着田间小路，向着自家的龙眼树进发。夜空中，繁星闪烁，皎洁的月光洒落，地面上篝火熊熊，青烟袅袅升起，草丛里蟋蟀鸣唱，小溪潺潺流淌，宛如绿野仙踪的画卷在眼前展开，意境深远。

  在野外的露营生活中，虽无现代休闲娱乐的惬意，却有蚊虫叮咬、毒蛇潜行的困扰。然而，为了守护全家希望的果实不被闲散之徒窃取，村民们甘愿整个夏季守候在田间树下。尽管虫鸣声此起彼伏，剥夺了他们的睡眠，但他们换来的，是全家幸福生活的希望，龙眼稳稳地挂在树上，村民内心充盈着满满的幸福感。走在乡间的小路上，他们迈着轻快的步伐，哼着轻松的乡村小调。相遇的乡邻们投来羡慕的目光，一句“今年收成不错啊，一定能卖个好价钱”的称赞，让他们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台风来临时，村民们会采取措施固定果树，以防被狂风摧毁。在狂风暴雨中，大人们无法休息，整夜都在祈祷着天气好转。台风过后，树下满是枯枝败叶和掉落的龙眼，虽然心疼，但孩子们却因为能吃到掉落的龙眼而高兴。留在树上的果实，则寄托着大人们的希望，是全家生活的另一份保障。

  龙眼，承载着孩提时代父辈们的希望。家里盖房子、添置家具，往往要等到龙眼卖完才能实现。大户人家不仅会早早挑担将新鲜的龙眼送到市场，还会将一些适合做干果的龙眼进行处理。大人们剪掉龙眼的枝叶，将一粒粒饱满的龙眼堆放在竹筐里，经过清水冲洗后与沙子搅拌，最后倒在风干炉上。土灶下风箱拉起熊熊烈火，风干了新鲜龙眼的水分，成就了莆仙一带声名显赫的四大名干果之一——“龙眼干”。农家土法制作的龙眼干，肉多味甜，十分适合补气养生，是妇女生养孩子后必吃的珍贵补品。龙眼干做好后，一些商贩会到村里收购。他们拿着龙眼干，品头论足，双方确定好价格后放下定金，运龙眼干的农用车在村民们羡慕的目送中离开村庄，带走了村民们更多的期待，期待着来年更好的收成。

  龙眼，不仅仅是一种美味，它蕴含着父辈们的殷切希望和孩子们的热切期待。它们是家乡变迁的见证者，承载着村民们的珍贵回忆与深深感激。记忆中那些熟悉的龙眼老树，它们的故事依然清晰，却难以用笔墨描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