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阅十几年前旧文，颇觉有趣，整理出来，与读者分享。

  仙游县赖店镇“白石院”大门左壁砌一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石碑，高约1.3米，宽约1.2米，辉绿石整石雕刻，四围镶有宽大石框。碑文共937字，通篇为端庄小楷，笔触细腻优美，入石三分，是一副优美的碑帖作品。这是道光二十六年（1846），仙游县郭姓知县具结僧、民争执山场一案后而出示的示禁碑。

  案件主要内容是：陆秀夫后裔陆天沂舍地给白石院，附近村庄的高氏因家贫请求白石院送他地皮葬父。后高氏人丁兴旺家族势力渐大，便伪造地契扩充坟地周围土地并入高家。白石院僧人屡次上告县衙，但历任知县碍于高家势大不愿受理。高家又勾结乡里讼棍，反诬白石院僧人伪造地契抢夺高家地皮。道光二十六年（1846），郭姓知县到任，白石院僧人再次上告高氏。郭知县明断是非，并作出妥善判决，且令寺僧于寺内立碑警示。

  仙游现存户外的古代“断案碑”目前共发现四块，其他三块分别是鲤南镇圣泉村清康熙六十年（1721）《圣泉宫道士盗葬案碑》、赖店镇岐山村郑氏大厝清嘉庆二十年乙亥（1815年）由县令张思勖谕示的《坝头村控争水利案碑》、龙华镇林内村天犀岩寺清道光九年（1829年）刘姓县令颁立的《林内村僧人盗树案碑》。而白石院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藉坟占地示禁碑是四块中面积最大、字数最多的一块，其制作之精良、记录之详尽、教化之功效，天下罕有匹敌。碑文展示了一位英明睿智、立体丰满的县级行政官的形象，为今人所赞叹。

  首先，郭知县能不畏乡党势力敢于明断是非，难得的一位清官。碑文说：“该寺僧历年被控案件叠见，无任不传。”可见，山场纠纷由来已久，历任知县都未能解决。又提到“僧启祚等历任俱无责逐”，可见虽然历任没有昧着良心乱判罚，但是显然惧怕乡党势力强大，不敢得罪他们，所以案件久拖未决，属于严重的不作为。清人张集馨著有《道咸宦海见闻录》一书，历数道光、咸丰时的官场之腐败、社会之黑恶。郭知县显然为人正直，嫉恶如仇，他自述“本县之所深恶痛绝者”。并且他法治严厉，“如有讼棍仍敢凭空诬诈寺僧滋事与讼牍，立提纠办”，如此乱世，能有一涓清流，实在难能可贵。

  其次，郭知县能令人勘察现场，弄清是非曲直，明断是非，算是位明官。郭知县令人丈量土地，并翻阅鱼鳞册里登记的面积，逐一对照，发现高家造假，责令高家退回土地多占。他虽然法治严厉，却也不滥用“警力”，甚至还有点儿“温柔”。他并没有因此责罚高家并退回坟地，而是“姑念俯首伏罪，免于责惩”，给高家重新做人的机会，感化高家，以德服人。并且体谅高家“祖坟求葬已久，未便令其迁移，断令高贤等就其坟身为准，周围各予一丈二尺，俾荫坟墓”。这真是爱民有加，体恤百姓啊。这种种手段，高家与乡人怎能不折服。并且，郭知县“即着该僧立石于寺，并将该寺山业亩分佃户，开列于后，与杜日后谋夺争讼之端”。郭知县做事留有后手，立碑示禁，不留后患。

  其三，郭知县算得上是个贤官。自古贤者，必有大智慧，大眼光。案子不复杂，换作别人，断完就完了。郭知县不然，他要举一反三，警示世人，他认为一些贪婪讼棍常与富户串通牟取私利，官府书吏和差役也常借此招摇撞骗，导致此类诉讼案件繁多，应当赶紧扭转这种刁钻恶劣气，因此特此出示公告，严厉禁止。同时，郭知县也借此警告僧人不得“因此逞强放荡”。他还安抚县民之所以发布告示严厉禁止，是为全县去除祸害、安抚良善，并非像那些崇信佛教之人，仅仅是为僧人考虑。

  第四，郭知县算得上是个善官。品德高尚者自然心地善良。郭大人先是免于责罚高姓，接着又通融僧人送其坟地，又考虑到“其寺外通大路处，地势崎岖，有碍人行，即着该僧量为修砌，作此功德”，“以无负陆丞相后裔舍山于寺之美意。”心善之官必能以“天下之忧而忧”，必能造福百姓。

  最后，郭知县算得上是个义官。中国封建社会有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而郭知县所作所为让人感觉有“义”。他自述：“该寺僧历年被控案件叠见，无任不传。”说明历任惮于乡党淫威不敢主持正义。而郭知县“细纺该寺，势孤力弱”。同情弱者，仗义相助是一种追求，是一种气节。正所谓“重义轻利”“舍生取义”也。又数次提到“陆丞相后裔”，言中不乏对“陆丞相”之景仰。“陆丞相”即“陆秀夫”（1236—1279），宋末政治家，和文天祥、张世杰并称“宋末三杰”。当南宋帝后辅臣向蒙元屈膝投降时，他临危受命，奋力抗元，事败，背幼帝赵昺跳海自杀。

  这块碑文是份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它完整记录一件县级断案的经过，体现一位知县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政治观，是一幅活生生的历史画卷，呈现于今人眼前。

  这方碑文，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