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前,有个精灵诞生于壶山兰水间,他的光芒曾照彻南方半壁江山。属于他的那个时代,八闽文气荟萃于莆阳,“海滨邹鲁、文献名邦”遂成实至名归。答人问“仁者安仁”时,他说:“千年古道万年堤,老牯循循不解迷。牧子不知何处在,乱山荒草鹧鸪啼。”有敬慕者尝试着去描摹他的仁者风范和道义精髓,常常犹如那不解谜的老牯,又犹如一人秉烛,日夜看守华屋千间,偶见屋侧有人影晃过,却不及追索。 (一) 山水有脉。《旧志》谓“天下诸山皆本自昆仑,江南诸山皆本自天目。”朱熹说“天目山正南入广,其东自仙霞岭分而为闽中诸山。”莆阳诸山自北而来,其一支自仙游九座山,至壶公山而入海。壶公山余脉向东北有座高大的山,积石巉岩。山有五峰,侧面看只见二峰,故称“双髻”;正面看五峰俱露,故有“五侯”之名;从郡城看过去,只见三峰,也称“笔架山”。双髻山东麓有金山,下临金溪,登高远眺,只见海上数峰,若莲花状。 壶公山东北行,宋时亦可见黄石谷城山。西汉留侯张良曾经“圯桥进履”,老者授他《太公兵法》一编,并留言:“后十年兴。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谷城山下黄石即我矣。”(《史记·留侯世家》)人言,此黄石及谷城山在山东平阴县。莆田谷城山,曾为黄石主山,“形如植冠,其色赤”,旧传有蜘蛛结网如圆城,故又称城山。《旧志》戏言称:“此山在国清塘上,本名国清山,好事者以其北有黄石,乃附会张良事,改名谷城。”但是毕竟南北皆有黄石、谷城山这是事实,也堪称一件奇闻。《旧志》谓“黄石市”:“市跨莆田、景德、连江、国清四里,居人延亘千余家,其秀民多读书登仕版,而果园、蔬畦映带左右。当市闹处,物货充斥,买卖傍午,而读书之声往往杂出其间,是为市井秀处。” 谷城山曾遍植梅、松、竹树。每当寒梅傲放,满山飞雪,香飘数里,人们便以“谷城梅雪”之名赐其景。《地钳》云:“城山青,黄石出公卿。”于是,人家多植松,其色渐青。山上有松隐、竹隐、梅隐三岩,亦有兴云洞、呼月台。宋代理学名臣陈宓有《城山松隐岩》:“谷城岩穴似飞来,十里水光镜面开。夜雨松窗僧榻静,秋风柳岸钓船回。寻幽便扣兴云洞,乘兴还登呼月台。每到西湖吟咏处,令人偏忆故山梅。” 黄石以梅著称可追溯至唐开元时,江东村出了个八闽第一位女诗人,名唤江采苹。她是唐玄宗李隆基的爱妃,因酷爱梅花,宫中所居之地遍植梅树,人称“梅妃”。宋代《莆阳比事》说:“梅妃,姓江氏,莆田人,九岁能诵《二南》诗,语父仲逊曰‘我女子,期以此为志。’父奇之,名曰采苹。”唐玄宗宠梅妃,后又专宠贵妃杨玉环。乾隆皇帝有题画诗曰:“设拟唐宫斗绝色,梅妃侧畔有杨妃”。梅妃势弱见欺,自作《楼东赋》,唐玄宗阅后深受打动,转赐番邦进贡的一斛珍珠。梅妃《谢赐珍珠》答曰:“柳叶双眉久不描,残妆和泪湿红绡。长门自是无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傲骨的闺怨反衬出的是彼时众贤不遇的大唐沉闷国势,只待渔阳鼙鼓动地来的石破天惊,天下繁华刹那间香消玉殒。不知那些漫山盈盈、玉质冰姿的梅花是否为昔日素雅高洁的“梅精”所化呢? 谷城山东麓毗邻国清塘。此塘本为人工蓄水塘,木兰陂建成后,南洋平原其他蓄水塘都被填满,作为赡陂田,只留此塘以备大旱。《旧志》称:“是水与木兰陂相灌注,澄碧百顷,壶公、谷城倒影其中。”蜿蜒的木兰溪画出“几”字形的弧线后扑入大海的怀抱。在“几”字形的正下方,自木兰陂修建后,水脉所至,稻花飘香。沟渠纵横的南洋平原上,国清塘像是荟萃了市镇繁华书卷之气一个大句号。 梁陈(一说唐时)间,莆田南洋平原尚未塍海,海潮直抵凤凰山下。湖光山色,松柏积翠。江山胜景待贤人。士子郑露,和他的弟弟郑庄、郑淑从福州经永泰来到莆田,在南山(凤凰山)下的祖坟旁读书,并构筑湖山书堂,聚徒讲学。“附凤凰翼,与木石居;和乐兄弟,游玩诗书。”(郑露《书堂》)时人敬称“南湖三先生”,谓此盛事“开莆来学”。这是莆人最早的儒学启蒙。南宋时,朱熹路经此地,《题南湖书堂》说“倡学功高泽且宏,庆流奕叶盛云礽。三贤文献俨然在,云案薪传夜夜灯。”作为八闽之一的“兴化军”,成立二十多年一直未设军学。宋咸平三年,刺桐巷方氏走出进士方仪,乞请朝廷建立军学,立夫子庙。建学立教自此开始,科举盛况更胜从前。自唐而宋,莆地“比屋业儒”,“十室九书堂,龙门半天下”。有“一家九刺史”“一门五学士”“枌榆未五里,魁亚占双标”“一门两公相,五里三待制”等,不一而足。莆人好读书,尚名节。《旧志》谓莆田风俗:“俭啬勤力,衣服古朴,重廉耻,惜行检,以读书为故业。科名之盛,甲于闽中。至论忠孝大节,前辈风概,有足以摩激千古者。” 文岂无脉?儒家自孔孟发端,孔子删定《六经》,以为经学之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天下的士子们都在寻求内圣外王的真奥义。至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学又分为今文经和古文经两派,儒学落入章句注疏的窠臼。东汉佛学传入,儒释道三学并行。历史分合、朝代更迭、社会撕裂,劳苦大众心无所依,求佛向道,“儒门淡薄,收拾不住。”唐中期,韩愈、柳宗元等发起“古文运动”,主张文道合一。韩愈提出“道统说”,传道、授业、解惑。所谓的“道”,即传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的“道统”,借此阐明孔孟时期的儒学传统。到“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发其端,范仲淹、欧阳修等接其绪,辟佛道,致力复兴儒学。至“北宋五子”周敦颐、张载、邵雍、程颢、程颐的出现,新儒学进入一个新高度。 福建新儒学在宋初时有“海滨四先生”陈襄、周希孟、陈烈、郑穆,与“宋初三先生”可以说是同时人,但影响有限。直到杨时起,闽学才开出新局。杨时(南剑人)师承“二程”(程颢、程颐),同游酢(建阳人)、吕大临、谢良佐并称“程门四大弟子”。杨时气质和平,很得程颢喜爱。当游酢和杨时辞别程颢而南归时,程颢说:“吾道南矣。”所以杨时这一系统被称作“道南系”。杨时晚年隐居龟山,学者称龟山先生。其弟子中,最得其真传的是罗从彦,罗从彦传李侗。杨时与罗从彦、李侗并称为“南剑三先生”。李侗则是后来大儒朱熹的老师。程颐的另一高弟尹焞师承程颐十多年,真心从事于持敬涵养的工夫,学问品行极为醇正,宋高宗曾说他的行为便是一部活《论语》。尹焞终身不应科举,赐号“和靖处士”。靖康之难后,宋室南渡。新儒学的这条文脉如同一条河流,在东南一时瘀滞,云膏难施。它在等,等待一个开渠引流的人,就像木兰溪等待筑陂人一样。 (二) 南宋绍兴八年(1138年)科考开榜,莆田黄公度为状元,陈俊卿榜眼;73岁的林邓以上榜年纪最大为榜尊,18岁的龚茂良年纪最小为榜幼,时号“魁亚联登,四异同科”。当年没有殿试,传说高宗皇帝见小小的莆田人才辈出,颇感好奇,就问黄公度和陈俊卿:“卿土何奇?”公度答说:“披锦黄雀美,通印子鱼肥。”陈俊卿则回答:“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高宗听完笑道:“公度不如卿。”这一年,这个儒生还是不中。同榜进士中还有他的好友方翥。家乡已经是锣鼓喧天,喜气沸腾。他揣着属于自己的孤独,不知所往,但听说吴中陆景瑞曾经受学于尹焞,深得道学真谛,便不再以落第为事,踏上追随陆子学道的征途。 人们并不知道,上天似乎格外眷顾这个人,为他准备着另一番热闹:修好木兰陂,跨起熙宁桥,壶公山作镇纸,五侯山作笔架,清塘水作墨汁,南洋平原作砚台,黄石红泉作稿纸,金山为凳、谷城当桌;不够,找了两个书藏大家:林霆和方氏。尽得《易》象之学的林霆给他当老师,施廷先高足方翥与他切磋学问;还要找“读尽天下八分书”的史学家郑樵及其从兄湘乡先生郑厚、邑人宰相叶颙、陈俊卿,代丞相龚茂良作他挚友,耿直敢谏的刘朔、刘夙“二刘”作他学生;不够,还要找“东南三贤”吕祖谦、张栻、朱熹来,吕祖谦当他人格上的担保人,张栻与他论辩学问,朱熹来请教他;还不够,还要找个慈善家给他当族叔和“投资人”。族叔名为林国钧,年九十齿发落而复生,以“回年”自号。山川知道他的分量,还要给他安上一颗心: 一颗读书之心。“某一生来收拾书卷,每自吴中来,必至空囊尽买书。”“某觉得早衰,无他想,惟贪把书卷,不减少年时……读书如饮啖,一日不得食,便如此空薾,三朝五日或不近书卷,亏耗自不少,每以此自警……每一开书卷,便觉眼明,此为一如意事也。” 一颗体悟之心。“某幼岁闻李太白、石曼卿之为人,即踊跃道其事。又初读《晋书》,见一样人物,如寒蝉孤洁,不入俗调,此心甚乐之。一日对次云(方翥)说:‘古人如此终是不俗。’六兄云:‘此数人,孔子之门,恐一日着脚不得。’某乃悟,夫子之门为人物准的,千岁人物要得入此窠样中,乃为无愧耳。” 一颗传道之心。“再举礼部不第,不复以得失为意。”“学通六经,旁贯百氏,早游上庠,已而思亲还里,开门教授。四方之士,抠衣从学者,岁率百人,其取巍科、登显仕甚众。”对于如何传道,他“平生未尝著书,惟于《易》《书》《诗》《礼》精通默识,间为章句,口授学者,使其心通理解。” 一颗力行之心。“先生之教人,以身为律,以道德为权舆,不专习词章为进取计也。其出入起居,语言问对,无非率礼蹈义,士者化之。”他因仕行道,五十方才登第,五十称“艾”,故自号“艾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