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前，有个精灵诞生于壶山兰水间，他的光芒曾照彻南方半壁江山。属于他的那个时代，八闽文气荟萃于莆阳，“海滨邹鲁、文献名邦”遂成实至名归。答人问“仁者安仁”时，他说：“千年古道万年堤，老牯循循不解迷。牧子不知何处在，乱山荒草鹧鸪啼。”有敬慕者尝试着去描摹他的仁者风范和道义精髓，常常犹如那不解谜的老牯，又犹如一人秉烛，日夜看守华屋千间，偶见屋侧有人影晃过，却不及追索。

  （一）

  山水有脉。《旧志》谓“天下诸山皆本自昆仑，江南诸山皆本自天目。”朱熹说“天目山正南入广，其东自仙霞岭分而为闽中诸山。”莆阳诸山自北而来，其一支自仙游九座山，至壶公山而入海。壶公山余脉向东北有座高大的山，积石巉岩。山有五峰，侧面看只见二峰，故称“双髻”；正面看五峰俱露，故有“五侯”之名；从郡城看过去，只见三峰，也称“笔架山”。双髻山东麓有金山，下临金溪，登高远眺，只见海上数峰，若莲花状。

  壶公山东北行，宋时亦可见黄石谷城山。西汉留侯张良曾经“圯桥进履”，老者授他《太公兵法》一编，并留言：“后十年兴。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谷城山下黄石即我矣。”（《史记·留侯世家》）人言，此黄石及谷城山在山东平阴县。莆田谷城山，曾为黄石主山，“形如植冠，其色赤”，旧传有蜘蛛结网如圆城，故又称城山。《旧志》戏言称：“此山在国清塘上，本名国清山，好事者以其北有黄石，乃附会张良事，改名谷城。”但是毕竟南北皆有黄石、谷城山这是事实，也堪称一件奇闻。《旧志》谓“黄石市”：“市跨莆田、景德、连江、国清四里，居人延亘千余家，其秀民多读书登仕版，而果园、蔬畦映带左右。当市闹处，物货充斥，买卖傍午，而读书之声往往杂出其间，是为市井秀处。”

  谷城山曾遍植梅、松、竹树。每当寒梅傲放，满山飞雪，香飘数里，人们便以“谷城梅雪”之名赐其景。《地钳》云：“城山青，黄石出公卿。”于是，人家多植松，其色渐青。山上有松隐、竹隐、梅隐三岩，亦有兴云洞、呼月台。宋代理学名臣陈宓有《城山松隐岩》：“谷城岩穴似飞来，十里水光镜面开。夜雨松窗僧榻静，秋风柳岸钓船回。寻幽便扣兴云洞，乘兴还登呼月台。每到西湖吟咏处，令人偏忆故山梅。”

  黄石以梅著称可追溯至唐开元时，江东村出了个八闽第一位女诗人，名唤江采苹。她是唐玄宗李隆基的爱妃，因酷爱梅花，宫中所居之地遍植梅树，人称“梅妃”。宋代《莆阳比事》说：“梅妃，姓江氏，莆田人，九岁能诵《二南》诗，语父仲逊曰‘我女子，期以此为志。’父奇之，名曰采苹。”唐玄宗宠梅妃，后又专宠贵妃杨玉环。乾隆皇帝有题画诗曰：“设拟唐宫斗绝色，梅妃侧畔有杨妃”。梅妃势弱见欺，自作《楼东赋》，唐玄宗阅后深受打动，转赐番邦进贡的一斛珍珠。梅妃《谢赐珍珠》答曰：“柳叶双眉久不描，残妆和泪湿红绡。长门自是无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傲骨的闺怨反衬出的是彼时众贤不遇的大唐沉闷国势，只待渔阳鼙鼓动地来的石破天惊，天下繁华刹那间香消玉殒。不知那些漫山盈盈、玉质冰姿的梅花是否为昔日素雅高洁的“梅精”所化呢？

  谷城山东麓毗邻国清塘。此塘本为人工蓄水塘，木兰陂建成后，南洋平原其他蓄水塘都被填满，作为赡陂田，只留此塘以备大旱。《旧志》称：“是水与木兰陂相灌注，澄碧百顷，壶公、谷城倒影其中。”蜿蜒的木兰溪画出“几”字形的弧线后扑入大海的怀抱。在“几”字形的正下方，自木兰陂修建后，水脉所至，稻花飘香。沟渠纵横的南洋平原上，国清塘像是荟萃了市镇繁华书卷之气一个大句号。

  梁陈（一说唐时）间，莆田南洋平原尚未塍海，海潮直抵凤凰山下。湖光山色，松柏积翠。江山胜景待贤人。士子郑露，和他的弟弟郑庄、郑淑从福州经永泰来到莆田，在南山（凤凰山）下的祖坟旁读书，并构筑湖山书堂，聚徒讲学。“附凤凰翼，与木石居；和乐兄弟，游玩诗书。”（郑露《书堂》）时人敬称“南湖三先生”，谓此盛事“开莆来学”。这是莆人最早的儒学启蒙。南宋时，朱熹路经此地，《题南湖书堂》说“倡学功高泽且宏，庆流奕叶盛云礽。三贤文献俨然在，云案薪传夜夜灯。”作为八闽之一的“兴化军”，成立二十多年一直未设军学。宋咸平三年，刺桐巷方氏走出进士方仪，乞请朝廷建立军学，立夫子庙。建学立教自此开始，科举盛况更胜从前。自唐而宋，莆地“比屋业儒”，“十室九书堂，龙门半天下”。有“一家九刺史”“一门五学士”“枌榆未五里，魁亚占双标”“一门两公相，五里三待制”等，不一而足。莆人好读书，尚名节。《旧志》谓莆田风俗：“俭啬勤力，衣服古朴，重廉耻，惜行检，以读书为故业。科名之盛，甲于闽中。至论忠孝大节，前辈风概，有足以摩激千古者。”

  文岂无脉？儒家自孔孟发端，孔子删定《六经》，以为经学之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天下的士子们都在寻求内圣外王的真奥义。至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学又分为今文经和古文经两派，儒学落入章句注疏的窠臼。东汉佛学传入，儒释道三学并行。历史分合、朝代更迭、社会撕裂，劳苦大众心无所依，求佛向道，“儒门淡薄，收拾不住。”唐中期，韩愈、柳宗元等发起“古文运动”，主张文道合一。韩愈提出“道统说”，传道、授业、解惑。所谓的“道”，即传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的“道统”，借此阐明孔孟时期的儒学传统。到“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发其端，范仲淹、欧阳修等接其绪，辟佛道，致力复兴儒学。至“北宋五子”周敦颐、张载、邵雍、程颢、程颐的出现，新儒学进入一个新高度。

  福建新儒学在宋初时有“海滨四先生”陈襄、周希孟、陈烈、郑穆，与“宋初三先生”可以说是同时人，但影响有限。直到杨时起，闽学才开出新局。杨时（南剑人）师承“二程”（程颢、程颐），同游酢（建阳人）、吕大临、谢良佐并称“程门四大弟子”。杨时气质和平，很得程颢喜爱。当游酢和杨时辞别程颢而南归时，程颢说：“吾道南矣。”所以杨时这一系统被称作“道南系”。杨时晚年隐居龟山，学者称龟山先生。其弟子中，最得其真传的是罗从彦，罗从彦传李侗。杨时与罗从彦、李侗并称为“南剑三先生”。李侗则是后来大儒朱熹的老师。程颐的另一高弟尹焞师承程颐十多年，真心从事于持敬涵养的工夫，学问品行极为醇正，宋高宗曾说他的行为便是一部活《论语》。尹焞终身不应科举，赐号“和靖处士”。靖康之难后，宋室南渡。新儒学的这条文脉如同一条河流，在东南一时瘀滞，云膏难施。它在等，等待一个开渠引流的人，就像木兰溪等待筑陂人一样。

  （二）

  南宋绍兴八年（1138年）科考开榜，莆田黄公度为状元，陈俊卿榜眼；73岁的林邓以上榜年纪最大为榜尊，18岁的龚茂良年纪最小为榜幼，时号“魁亚联登，四异同科”。当年没有殿试，传说高宗皇帝见小小的莆田人才辈出，颇感好奇，就问黄公度和陈俊卿：“卿土何奇？”公度答说：“披锦黄雀美，通印子鱼肥。”陈俊卿则回答：“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高宗听完笑道：“公度不如卿。”这一年，这个儒生还是不中。同榜进士中还有他的好友方翥。家乡已经是锣鼓喧天，喜气沸腾。他揣着属于自己的孤独，不知所往，但听说吴中陆景瑞曾经受学于尹焞，深得道学真谛，便不再以落第为事，踏上追随陆子学道的征途。

  人们并不知道，上天似乎格外眷顾这个人，为他准备着另一番热闹：修好木兰陂，跨起熙宁桥，壶公山作镇纸，五侯山作笔架，清塘水作墨汁，南洋平原作砚台，黄石红泉作稿纸，金山为凳、谷城当桌；不够，找了两个书藏大家：林霆和方氏。尽得《易》象之学的林霆给他当老师，施廷先高足方翥与他切磋学问；还要找“读尽天下八分书”的史学家郑樵及其从兄湘乡先生郑厚、邑人宰相叶颙、陈俊卿，代丞相龚茂良作他挚友，耿直敢谏的刘朔、刘夙“二刘”作他学生；不够，还要找“东南三贤”吕祖谦、张栻、朱熹来，吕祖谦当他人格上的担保人，张栻与他论辩学问，朱熹来请教他；还不够，还要找个慈善家给他当族叔和“投资人”。族叔名为林国钧，年九十齿发落而复生，以“回年”自号。山川知道他的分量，还要给他安上一颗心：

  一颗读书之心。“某一生来收拾书卷，每自吴中来，必至空囊尽买书。”“某觉得早衰，无他想，惟贪把书卷，不减少年时……读书如饮啖，一日不得食，便如此空薾，三朝五日或不近书卷，亏耗自不少，每以此自警……每一开书卷，便觉眼明，此为一如意事也。”

  一颗体悟之心。“某幼岁闻李太白、石曼卿之为人，即踊跃道其事。又初读《晋书》，见一样人物，如寒蝉孤洁，不入俗调，此心甚乐之。一日对次云（方翥）说：‘古人如此终是不俗。’六兄云：‘此数人，孔子之门，恐一日着脚不得。’某乃悟，夫子之门为人物准的，千岁人物要得入此窠样中，乃为无愧耳。”

  一颗传道之心。“再举礼部不第，不复以得失为意。”“学通六经，旁贯百氏，早游上庠，已而思亲还里，开门教授。四方之士，抠衣从学者，岁率百人，其取巍科、登显仕甚众。”对于如何传道，他“平生未尝著书，惟于《易》《书》《诗》《礼》精通默识，间为章句，口授学者，使其心通理解。”

  一颗力行之心。“先生之教人，以身为律，以道德为权舆，不专习词章为进取计也。其出入起居，语言问对，无非率礼蹈义，士者化之。”他因仕行道，五十方才登第，五十称“艾”，故自号“艾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