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誉为香港四大才子之一的金庸先生，原名查良镛，以新派武侠小说家、政论家及社会活动家而闻名于世，相较于北宋年间“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的柳永，金庸在现今华人圈的传播度和影响力不遑多让，大有“蓝水远从千涧落，玉山高并雨峰寒”的况味。

  当年，许多男女老少，痴迷于金庸虚构的“江湖世界”，或是争相阅读纸质版本的刀光剑影，或是集体收看搬上荧屏的爱恨情仇，查大侠笔下的那些事儿，成了人们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话题，更有甚者，以通览他的“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的诸多作品而引以为傲。“千帆过尽、斜晖脉脉”，为金庸作传，不啻为一桩富有意义的文坛盛事。张建智所撰写的《金庸：儒侠人生》一书，为我们了解金庸的生平事迹，打开了一扇明丽的轩窗。

  “一九四九年”，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重要的年份。对青春勃发的金庸来说，也是站在人生十字路口的特殊节点。出于理清历史与时势的脉络，方便读者阅读的思虑，作者最终以此为时间分野，确定全书的纲目。并把众多的笔墨用于下篇内容的布局和建构，对上篇的叙事则作合理而适度的节制。

  列夫·托尔斯泰曾指出：“任何天才都不可能在孤独中得到发展。”含着金汤匙出生的金庸，有着海宁查家的显赫背景，远的家族史不说，就谈生活的同一时期。他与军事家蒋百里、与诗人徐志摩都是近亲，与钱学森、蒋英、琼瑶都能扯上关系。可想而知，生长在查氏这个江南的名门望族，金庸从小耳濡目染，受到良好家风的熏陶，以致多年后，不无欣慰地回忆：“我自小与书为伍，培养出喜欢读书的基本性格。”时代风云和社会环境，是一个人砥砺前行的磨刀石。金庸在抗战烽火中的求学之路，充满了坎坷和曲折。“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这段苦难的岁月使他锻炼了心智，收获了坚强，好似黑暗中透出的几缕光亮。

  青年金庸的远大抱负，一度在于纵横捭阖的国际舞台。参与东京审判的大法官梅汝璈，对金庸赞赏有加，向他伸出了橄榄枝。虽说遗憾的是，金庸与新中国的外交事业擦肩而过，却在日后的香江之畔，开创了自己的报业集团，以及登峰造极的“华山论剑”。正如本杰明·富兰克林所说的：“命运的变化如月亮的阴晴圆缺，无损智者大雅。”

  传记文学，往往通过人物的言行举止表现性格特征，通过故事的精彩情节呈现鲜活形象，在符合生活等特定逻辑的前提下，允许进行一定的想象和加工，与真实性、完整性的创作原则并行不悖。在金庸缔造明报集团的过程中，这种艺术化的演绎和表达，生动再现了他左手写社评，右手撰小说的“创业艰难百战多”。正因为有了武侠小说连载的“神助攻”，集聚和吸引了一大批“粉丝”，《明报》这只小船，方才闯过崛起路上的急流险滩，驶入辉煌发展的浩瀚大海。

  从“书剑碧血露锋芒”到“笑傲江湖鹿鼎记”，金庸从容书写的群雄纷争、武林风云，历经大半个世纪的沧桑，仍在无数国人“心底波澜现”。这既是金庸人生璀璨夺目的一章，亦是全书内容浓墨重彩的一笔。作者对金庸武侠小说的点评自有其精到之处，用了相当的篇幅剖析和解读文本，几乎囊括了他所有重要的作品。以悲剧精神开启的《书剑恩仇录》，以倒叙手法见长的《碧血剑》，以推理悬疑取胜的《雪山飞狐》，以故事离奇著称的《天龙八部》，以喜剧形式终结的《鹿鼎记》……其中，“射雕三部曲”中的《射雕英雄传》横空出世，一时洛阳纸贵，“无人敢与争锋”。及至乔峰、令狐冲、韦小宝等人物的成功塑造，在新派武侠小说领域，金庸与梁羽生、古龙鼎足而三，实则为当之无愧的“天地会总舵主”。

  作者从“侠之大者”的金庸身上，挖掘出“儒之雅者”的又一特质，使传主形象更加饱满和贴切，更为立体与多维。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金庸，武侠小说已“金盆洗手”，《明报》社评仍笔耕不辍，家国情怀常常占据心头。这从他一访宝岛台湾，二游故园山水，三任草委委员，即可看出一些迹象。在主持《基本法》政治体制方案的拟定上，金庸心如明镜，从大局出发，不为外界舆论非议的狂潮所动，体现了“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文人风骨！

  “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告别逝水年华，宋人刘克庄的感叹未免伤感。还是查大侠来得洒脱：“人生就是大闹一场，然后悄然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