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有“文献名邦”美誉的莆田，这座位于福建东南沿海的古城。千百年来，此地文风鼎盛，科举昌隆，名臣硕儒辈出。追溯这一文化传统的源头，则不得不提到南朝陈时的郑露。他与弟弟郑庄、郑淑自永泰迁居莆田，于陈永定元年（557）在凤凰山（南山）创建湖山书堂，开莆田儒学之先河，被后世尊为“南湖三先生”。正是他们的到来，为莆田播下了文化的种子，使这片土地逐渐成为东南文教的重镇，最终赢得“海滨邹鲁”的盛名。

　　郑露的生平事迹虽因年代久远而记载简略，但其历史影响却深远绵长。据《莆田县志》（1994年版）载，陈永定二年（558），郑露在凤凰山麓筑室而居，舍书堂建永丰庵，献旧宅立金仙院（广化寺前身），使莆田始有佛寺。这一举动，折射出早期莆田儒释交融的文化生态。郑露并非单纯的隐士，而是以诗书教化乡里，倡导兴学。在他的影响下，莆阳“竞相效法”，文风渐兴。明代学者黄仲昭曾评价道：“若露者，虽其言论风采，无所考见，然于莆人未知学之时，独与其弟从事诗书，以开先莆之儒学，其亦可谓豪杰之士也！”这一评价，道出了郑露在莆田文化史上的开山地位。

　　莆田自古偏居东南一隅，在郑露之前，文化尚未昌明。而自“南湖三先生”定居南山后，此地逐渐成为莆田文教的发祥地。南山一带，风物殊胜，郑露在此读书讲学，其诗《彻云洞》云：“延绵不可穷，寒光彻云际；落石早雷鸣，溅空春雨细。”诗风浑厚古朴，被后人赞为“气浑质奥，实陈、隋入唐风调”，足见其文学造诣。南山旧有郑氏祠堂，石匾“南山樾荫”四字，相传为宋末名臣文天祥所书，后世对郑露的景仰，可见一斑。而在莆田城内东大路，曾有一座“开莆来学”牌坊，正是为纪念郑露倡学之功而立。这座牌坊虽已湮没于历史长河，但其象征意义却永不磨灭——它标志着莆田文化启蒙的开端。

　　郑露兄弟的贡献，不仅在于他们自身的学问，更在于他们开启了莆田的科举传统。此后，莆田文风日盛，至唐代，林披、林藻兄弟登科；宋代郑樵、刘克庄等大家辈出；明代更有柯潜、周如磐等名臣，使莆田成为科举大邑。据载，宋代莆田一县进士多达1700余人，明代更有“一科两状元”的盛事，莆田因此被誉为“文献名邦”。这一辉煌的科举成就，其源头正是郑露当年的“开莆来学”。

　　莆田的文化基因中，既有儒家的诗书礼乐，亦有佛道的超脱精神。郑露舍宅为寺的举动，恰是这一文化交融的早期体现。广化寺（由金仙院演变而来）日后成为莆田四大丛林之首，而南山一带，既是儒学的摇篮，也是佛门的净土。这种多元文化的共生，塑造了莆田人既崇文重教，又包容开放的精神气质。直至今日，莆田人仍以“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为训，崇尚耕读传家，这正是郑露遗风的千年回响。

　　正是郑露“开莆倡学”的远见卓识，打破了莆阳大地“未知学”的蒙昧状态；正是他舍宅建寺、儒释并弘的博大胸襟，奠定了莆田文化兼容并蓄的精神品格。近年来，虽郑露墓道已列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但因年久失修，护坡石墙出现结构性裂缝，水土流失严重，每逢梅雨季节更面临滑坡风险。令人欣慰的是，在包括台湾郑氏宗亲在内的海内外郑氏族人捐资支持下，南湖郑氏露公文化研究会会长郑仁记率领郑兆权、郑建凡、郑国强等宗亲日夜驻守工地，护坡固基、夯土植树，使这一重要文化遗存重焕生机，并全力推进省级文保单位申报工作。

　　千年文脉，如长河奔涌，薪火永续不灭。回溯往昔，郑露之身影虽已隐入岁月深处，然其播撒的文化火种，却在莆阳大地上炽热燃烧，生生不息。自湖山书堂传出清越琅琅书声，至后世书院如繁星般遍布；从“南湖三先生”独步先声，到“文献名邦”英才辈出、群星璀璨，这位“开莆来学”之先驱，不仅首开莆田儒学教育之先河，更将永恒的文化基因深植于此。

　　其遗泽绵长，化作“文献名邦”与“海滨邹鲁”两顶华冠，熠熠生辉——前者典籍丰赡，文脉悠长；后者则让东南海滨之城，与孔孟故里并肩峙立。从南山书声到“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的坚定信念，从科举盛况到当代崇文重教之风，郑露开创的不仅是教育传统，更铸就了以文化立根、诗书传家的人生至智，推动莆阳大地文明跃升，镌刻下永恒的文化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