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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公厕染新冠?
流调人员详解“破案”过程
【发布日期:2020-06-29】 【来源:本站】 【阅读:次】【作者:】

  对北京各区进行流行病学调查(以下简称流调)的人来说,过去的这个端午节是四个字:随时待命。在这次新发地批发市场聚集性疫情防控中,北京海淀区疾控中心传染病地方病控制科李洋所在的流调组由3个流调队轮流当班,“忙起来3天睡不到10个小时”。
  相比于对病毒溯源,流调人员做的首先是对病例溯源。距新发地批发市场被锁定为传播途径已经两周,与新发地相关的“第一代病例”的密切接触者仍在隔离观察。在勾勒疫情传播链条上,流调人员小心翼翼地在病例活动轨迹中锁定疑点,核实每一种可能性。
  李洋最近就将海淀区永定路70号院的一个公共厕所确认为6月21日一对确诊夫妇的感染途径。对于“破案”过程,他直言没那么曲折,“流调第1天就提出了假设,之后4天都在排查其他可能、最终核实假设”。
  这对在海淀永定路天客隆超市经营烤肉拌饭档口夫妇的流调结果显示,这次永定路天客隆超市疫情,是从新发地商户关联到了与之密切接触的玉泉东市场商户,再关联到玉泉东市场商户居住的永定路70号院,最终关联到去这里上卫生间的天客隆超市烤肉拌饭店老板。
  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性

       对李洋和同事来说,从“战时”到“平时”的转化是突然发生的。6月6日零时,北京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响应级别调整至三级。6月11日,北京首个新增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西城大爷”出现,北京海淀区疾控中心的流调人员当天接到通知,调查与“西城大爷”在海淀区的密切接触者。这之后,海淀区也相继出现确诊患者。
  相比于未发病的密切接触者,流调人员对确诊患者的调查更为细致,他们需要让患者回忆出发病前14天内的活动轨迹。
  “记忆出现模糊是常有的,尤其是年纪大的患者,要回忆14天很困难。”李洋记得,流调人员在核实“西城大爷”回忆在海淀区内的几个活动点时,就用了些辅助“证据”,比如,用支付记录来验证他的确到过某些地方。
  对李洋和同事来说,流调工作的一个重点在于排查所有可能性,“和春节期间关注输入病例不同,这次北京疫情要关注批发市场和可能被污染的物品,重视环境样本”。
  在调查6月21日确诊的天客隆超市二楼美食城女摊主时,李洋注意到了该患者自己提出的疑点——“永定路70号院”,该地点此前曾4次出现在通报确诊病例活动场所中,本就是李洋和同事关注的“可疑场所”。
  “她回忆6月12号去过永定路70号院520号楼的公共厕所,因为当天超市停电停水,地下一层的厕所不方便使用,当时永定路70号院也没有出现病例,后来她从新闻中看到那里有确诊病例,在接受流调时就说出了这个怀疑。”李洋说,流调的第一天,他和同事就从这个疑点出发,作出了有关感染途径的初步假设,对于该患者而言,既没有新发地市场接触史,又没有接触过已知病人,“只能从其他感染途径来确定感染源”。
  虽然有了假设,但为了排查其他可能性,李洋和同事仍旧将“能想到的点都查了一遍”。他们从该患者的摊位查起,对操作间冰箱里的剩余食材进行了采样,对工作环境也进行了物表采样,还了解了店铺的货源源头,“电话联系了供货商,由北京房山和山东的厂商直接供货,不存在传染可能性”。
  到永定路70号院520号楼公共厕所的环境样本中发现核酸检测为阳性后,李洋与同事再次向该患者核实活动轨迹,最终确定了最初假设,锁定该公共厕所为患者感染途径。
  更细化的流调模板

       “流调的工作很‘烧脑’,考虑要全面,有时候初步流调会遗漏一些细小的点,需要再补充两到三次流调。”从事流调工作近20年,李洋笑称这份工作既需要逻辑推理能力,又需要在平时就积累相应的专业知识。在2003年“非典”期间,他就在疫情早期参与过现场流调工作。
  十多年过去,针对不同的传染病,李洋与同事使用过不同的流调模板,针对同一种传染病的流调模板也会按情况更新。“我们现在使用的对新冠肺炎患者的流调模板,就和年初时不同,有十页左右,很多部分比之前的版本更细化,比如在临床指标里增加了正常值”。
  更细化的问题意味着流调人员要更耐心与细心,“在提问上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只能慢慢启发,让患者回忆”。在记忆模糊之外,患者的情绪有时也会影响流调进度,李洋观察到,在这次流调中,有的患者在得知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后反而情绪稳定下来,更加配合,“在之前等结果时会出现情绪波动,觉得不会是自己(确诊),不太配合”。
  相比平日对普通传染病的流调工作,这次北京疫情的流调工作周期更长,强度更大,被称为“最严格的流调”。
  “这次每个流调报告从接手到初步完成,基本上要经历两到三天,而且是连续工作,但平时对普通传染病的流调,8小时基本上就能搭好报告框架、丰富具体信息。”李洋说,这次需要调查的感染源很多,有的病例流调还要跨区协助调查。
  在6月20日确诊的一位来自海淀区八里庄街道的男性病例,就通过协助调查,最终确定了感染途径。该病例没有新发地接触史,也不是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但发病前曾在北京郊区的一家餐馆和另外一名确诊病例共同待过十几分钟,二者之间并不认识。
  李洋与同事们仍在随时待命,“医院一给我们报告病例,我们就去流调”。
  据《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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