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卷知青档案究竟从何处流出，最近赵建强常困惑于这个问题。
　今年4月，一家旧书网，售卖成都知青档案，共84卷，标价12500元。成都市副市长傅勇林听闻后批示，要求彻查。
　赵建强是成都市档案局副局长。此次事件令他感到责任重大。
　成都市档案局接收的知青档案一直不完整。数据显示，在2010年中旬，有近七成的知青未能在市档案馆找到自己的档案。这直接影响到他们办理社会保障。甚至有知青为此去市政府请愿。
　市档案局的一名知情人告诉记者，每个机关部门在处理知青工作时，都会形成知青档案。有些单位不将这些档案移交档案局，而直接卖给废品回收站。
　赵建强开始派人调查，他发现，此次的84卷知青档案，是原成都市知青办的工作文件。如今知青办早已撤销，所有文件都归由人保局(即成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劳动保障局)管理。于是联系人保局，令其自查。
　6月21日，成都市档案局接到人保局传真，有新的自查结果。但这个结果，出人意料。
　人保局的调查结果，非但没有清晰档案从何处流出，反而将其推入更深的谜团。

网上叫卖知青档案
钟家强在旧书网售卖知青档案84卷，标价12500元;国家档案严禁倒卖，警方将档案追回

    旧书网上售卖知青档案，是徐东升发现的。他是成都市档案局接收征集整理部的工作人员。
　4月13日，他在网上浏览，看见一家旧书网贴出8张照片，全是成都知青上山下乡的资料。每份资料都用牛皮纸封包裹着。
　它们的标题分别是，成都市人民委员会安置办动员知青上山下乡和支边的报告、1964年知青返蓉的发言稿、1977年知青回老家农村插队落户的介绍信存根，以及成都市革命委员会知青办(简称“成都知青办”)1979年至1980年的知青名册等。
　当时徐东升认为，这些资料可能是原成都市知青办的工作文件。按法律规定，政府机关的工作文件属于国家档案，任何组织、个人严禁倒卖牟利。
　徐东升于是自称“老知青”，与档案卖主钟家强取得联系。
　4月15日上午，徐东升到其家中，一进屋，看到那些卷宗，堆放在床边凳子上。翻阅后，徐东升确认，这些卷宗均属国家档案。
　4月20日，徐东升带工作人员再去钟家，并告知贩卖国家档案属于违法，要求他将卷宗赠给档案馆可给予适当奖励。钟家强提出奖捐励9000元。双方未达成一致。
　此后，钟家强依旧将档案挂在网上贩卖。
　他还曾对扮成买家的记者保证，“绝对都是原始档案，如果是再版，就没有价值了。档案局的人联系我，不准在网上出售，还让我捐赠，但我没同意。”
　5月5日，当地媒体披露此事。6日，档案局向派出所报案，将档案追回。
　钟家强对警方说，他是从一个废品收购站购得这批档案。当时他们有4人，每人分了一部分。其他人手中还有类似的卷宗。
    后来，警方又先后4次前往钟家。其家人说，他已外出打工。
　成都市档案局一名知情人说，“因为警方没有拘留当事人，导致追查不到那个卖废品的，并且也不知道剩下档案的去处。”

谁将档案作废品卖?
这些档案由人保局管理，人保局“调查情况”称，因年代久远无法详细说明档案流失情况

　5月6日，市档案局接到领导批示，要求严查档案如何流失。
　成都市档案局着手调查，究竟是谁把知青档案卖给废品回收站。但随着调查深入，他们发现，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难以查清。
　成都市知青办在1981年已并入劳动局，交接人员未对档案登记造册，导致知青档案数目不清。这期间就有可能出现档案流失。
　劳动局又于2010年与人事局一同，合并为成都市人保局。
　5月20日，人保局出具了一份《知青工作文书档案调查情况》。该“调查情况”称，关于当时的两位经手人，一位年事已高，记不清状况，一位长期不在家，联系不上。现在无法对档案流失情况做详细说明。
　知青档案流失后，市档案局和人保局有过一次会谈。市档案局一名知情人说，会上人保局表示，这两年他们曾销毁过一批知青档案。
　按法律规定，机关单位必须将档案分为永久档案、长期档案和短期档案。前两者必须移交档案局，只有短期档案可以自行销毁，但必须留有销毁记录。
　上述知情人说，流失的84卷知青档案当时被定为短期档案，而人保局拿不出那份销毁记录。
　他认为，可能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原劳动局错分了档案，将应移交的档案归入短期档案，又将其当作废品，卖给回收站。
　6月8日，记者到成都市人保局了解情况。该局宣教处副处长杨海云称，这是30年前的事情，中间工作人员换了几拨，情况还不清楚。目前市档案局正牵头调查中，到一定程度会有说法。
　市档案局的上述知情人告诉记者，他们曾于1999年，从劳动局“抢救”回了一批知青档案。
　1979年全国档案系统工作恢复，规定机关单位每20年须移交一批档案。1999年，市档案局接到劳动局的移交档案申请，派人去接收。
　当时去接收档案的是杨晓蓉和她的同事。他们在接收档案时，发现一些随意堆放的散乱档案，经询问得知是原知青办的档案，正准备处理;杨当即指出这批档案很重要，应该移交给档案馆保存。
　由于这次“抢救”，档案馆有了知青档案166卷。这是档案馆从劳动局处，接收的唯一一批知青档案。

私卖档案不止一家
一名收藏者称，他曾从许多机关单位回收过知青档案，价钱五百、一千、两千不等

　6月21日，人保局给档案馆发去一份传真，令整个调查峰回路转。
　传真的大致内容是，人保局找到一张原劳动局于1999年出具的收条，当时他们交给档案局的知青档案是500多卷。收条上是杨晓蓉的签字。
　记者电话联系杨晓蓉。杨承认从劳动局拿回过这些知青档案。但为什么拿回500多卷，档案馆只保留166卷，剩余的300多卷哪儿去了?
　杨晓蓉说，如果有剩余的档案，一定是退回给劳动局了。对于在整理中，是否见过这84卷知青档案，杨晓蓉表示，时间太长，她也不记得了。
　档案局的一名工作人员说，其实按照正常接收程序，是不会出现这样的收条。
　正常的接收程序是，档案局工作人员去劳动局，检验他们整理得是否合格。若合格了，劳动局会再派人，将那些档案送至档案局。
　档案局的知情人告诉记者，但在现实中，一些机关单位常会缺乏专业的档案整理人员，他们就会把档案私下交给档案局的工作人员，请他们帮忙整理，并支付一定费用。
　“现在就很难查清，究竟是谁错分了档案，又是谁将其卖给废品回收站。如今对方也可以认为是档案局的工作人员做的。”这名知情人说。
　市档案局政策法规处的一名工作人员说，其实很多机关单位都会将一些国家档案也包括知青档案，卖给废品回收站。“比如到移交时，若一时忙不过来，有的就当废品处理;有的就移交一部分，扔一部分。”
　王宏(化名)是一名知青档案的收藏者，他曾先后从原成都市糖酒公司、前进机械厂等单位，买到过完整的知青档案，“他们把我叫过去，一次性处理给我。价钱三百、五百、一千、两千不等。” 
    2002年，他从原成都市某公安分局买了一部分档案。“当时对方是作为废纸卖给我的，几毛钱一斤，我花了200元买了一千多份知青档案。”
　赵建强认为，造成档案流失的根源在于，对档案管理的不重视，和缺乏专业的人才。
　据档案局相关人士介绍，档案局每年都要给各单位培训档案管理员。档案管理人员流动速度太快，有的刚培训完就被调走，来年又要培训。档案管理人员呈两极化，要么年纪特别小，要么年纪特别老。
　“档案一旦流失，就会对社会造成影响，比如会影响知青办社保。”赵建强说。

没档案办不了社保
老知青饶克诲为办社保四处找档案，终因档案缺失少算8年工龄;还有知青为此去市政府请愿

　饶克诲是一名老知青，他曾为找自己的档案而费尽心思。
　他是成都市水印工艺厂的工人，1992年退休。2006年，他去申请社保，发现没有证明自己工龄的材料。
　饶克诲找到原来的水印厂，厂领导一直给他道歉，水印厂在1998年改制时，把一些职工的档案弄丢了。
　厂领导对他说，无论是饶克诲的个人档案，还是该厂其他的知青档案，都找不到了。
　相关部门给饶克诲出了个主意，让他去告原来的单位，饶克诲想了想，还是算了。“不但麻烦，还解决不了实质问题。”
　饶克诲去曾经下乡过的西昌县。但西昌县知青办曾遭抢，知青档案都被人烧了。
　他决定去市档案馆碰下运气，看看能找到些什么。他在市档案馆待了两个月，由于眼睛不好，还叫上读大四的女儿帮他找。他们从一些简报等下乡资料中，找到了一份西昌县农场的花名册，发现其中有饶克诲的名字。
　由于水印厂属于成都市二轻局，饶克诲又跑到局里，翻出当时整个系统的招工手续，又找到了他的名字。
　饶克诲这才把社保办下来。但下乡前的8年工作经历，再也找不回来了。为此，他每月少领近百元。
　“当年，很多老知青与我一起在档案馆里找档案。我算幸运。很多人至今还没找到。”饶克诲说。
　一名老知青记得，2008年，成都金牛区曾有个老知青，每天在成都市政府请愿，然后又去街道办，人保局。因为他的档案丢失，导致无法办社保。最后相关部门特事特办，为他办了社保。
　还有老知青称，这甚至催生了一种生意，每当有老知青去社保局因档案丢失办不了社保时。门外就会有各种陌生人凑过来询问。他们都是做假档案的。有人就花了3000块做了假档案办了社保。

档案交易形成市场
知青档案是收藏市场抢手货，每份交易价50元到500元;有老知青会去收藏者处找自己的档案

　饶克诲目前是西昌地区知青团体的串联人。他周围有很多知青在寻找档案。他听说，有人甚至会推荐老知青，去找档案收藏者碰碰运气。
　收藏者王宏手中就有大量知青档案和文件，他从1983年开始收藏，还曾办过一次知青文物展。一位前去帮忙的老知青，无意中发现同学的档案也在展品中。而她的同学正在寻找档案。王宏得知后，共从那些展品中找到7名知青的档案，并帮助他们办理了社保手续。
　随后，很多找档案的知青都慕名来找王宏。
　曾有个下岗女知青，花了半年时间，找遍原单位和相关部门都没找到档案，无法办社保。
　“唯一的办法就是回到当年插队的云南农场去碰运气，但农场取消了，只有找当地政府。而她甚至没钱支付来回的路费。”王宏说。
　女知青找到王宏。王答应试一试，但让她别抱希望。王宏花了6个小时，从一万多份知青文件中，找到了那个女知青的档案。
　王宏说，“就是从公安局卖给我的那堆档案里找到的。”
　兴奋的王宏当晚11点打电话给女知青，电话那边的女人，激动万分。女知青拿不出钱报答王宏，便执意请他吃了一顿火锅。王宏说，“就在那个老知青火锅店。”
　知青档案多数是通过废品收购者转卖给收藏者的。
　“一些收废品的人对带字的纸张特别敏感。”收藏者陈兵说，他们不会把那些古老的文件当废纸处理，而是会主动向我们兜售。
　知青或“文革”相关的文件档案目前是市场上的抢手货，已经形成了一个基本的市场价值，但价格并不固定。比如说，专门针对知青的红头文件一般在50元到500元一份。一些特别的东西价格会更高。
　“档案的价格在于内容、成色、年代、品相，和当时的背景，以及这份文件所起的作用。”王宏说。
　王宏的朋友有一份知青文件，内容是中央政治局希望知青作为特别代表参加国庆观礼，还附有各省的名额分配。王宏出500元想购买，但卖家不愿意。
　王宏说，他也有几份重要文件，也不愿轻易交易，其中一份是当年知青罢工回城的文件。

继续查，直到查清
市档案局副局长认为有些单位移交不规范导致档案流失

　王宏现在很少能在文物市场觅到知青档案了。他说，现在知青档案文书非常难得。以前偶尔在一些旧书摊上能看到，如今几乎没有了。
　陈兵(化名)是一个老知青，也是收藏者。他说，市场上交易知青档案都是私下交易，即买卖双方均相熟，知道对方需要什么。在市场上见了，会递上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目录，买家合适，一拍即合。约地方喝茶聊天，完成交易。不合适，还了纸条，双手作揖，下次还请多多照顾。
　成都市档案局也知道，现实中存在这样一个档案交易市场。
　据该档案局一名工作人员介绍，2010年，有市民在文物市场买了一份知青的个人档案，他送到成都市档案局，引起重视，局里派人走访文物市场，发现有一些企业的个人人事档案被买卖。
　这名工作人员说，“转让个人的人事档案，只须去人事部门和组织部门登记。而国家档案是严禁买卖的。”
　该局副局长赵建强表示，他们也曾不定期去文物市场检查，但是没发现过交易国家档案。如果是私下交易的话，就比较难处理。因为要清楚谁在违法，才能执法。
　5月下旬，成都市领导再次批示，要求全市各级档案馆引以为戒，不再出现此类严重问题。
　赵建强认为，要防止档案流失，还要从源头抓起。
　他说，档案管理是一个持续工作，需要随时整理，并且做到心中有数。总是换人，当然保证不了管理质量。一到移交时，大量的档案需要处理，登记。移交环节也不规范，出了问题，查都查不出来。
　“档案流失，不仅影响到个人隐私和权益，还影响到国家利益和机密。不是一件小事。”赵建强说。
　按照相关规定，造成国家档案损失的，对单位处以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个人处以500元到5000元罚款。对责任人和主管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赵建强表示，此次事件的结果还没出来，所以最后如何处理还不清楚。查不清楚会继续要求查。                    摘自《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