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院撤销原判，查实12项“需要说明的问题”有11项存在矛盾，发函质问：被告人的口供有多大的证明力？
      ●锦州市政法委“口头交待”：“它是带框子下来的说判刑，然后市中院一维持，此案在锦州地区就消化了。”
      ● “老政法”感到困惑和愤怒，“政法委干涉具体案件，反而使得公检法机构不遵守法律了，这是为什么？”

    “我年事已高，即将离世，只作遗言吧。”83岁的厉夫给南方周末来信。
    这位从业近四十年，当过刑警队长、省检察院检察官、省高院法官的“老政法”，自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为一位青年农民提供法律援助。
    1987，辽宁省锦州市公安机关通过“车轮战”式的审讯，仅凭口供认定时年18岁的郑永林杀害了一位12岁女孩，并对他非法超期羁押长达10年。
    为了“本地消化”这起被辽宁省高院撤销判决的案件，锦州市政法部门将案件下发到并不具有审判资格的县法院一审，在中院走完终审，郑永林最终获刑15年。
    郑家人不断向锦州市中院申诉，得到的回复是，中院无法从下属的北镇市法院调来案卷。
    近二十年的辩护和申诉，厉夫也感到绝望。他说，自己无法战胜歪风邪气，“愧对党和人民的培养”，“对不起农民父母兄弟”。
    2013年5月22日，锦州市中院宣教处回复南方周末记者称，本案已于1个多月前正式立案复查，由于县法院领导换了多任，调案卷起初确实有些困难，但目前已成功调来；据宣教处向多位案件参与者了解，案件“的确存在一定问题”，“既然立案复查了，最后肯定会拿出结果”。

　　被忽略的线索：“稀里哗啦”的旧车声响

    26年前的凶案撕裂了北镇县（现为县级市）青堆子镇两个原本亲密的家庭。案发前，郑永林的四姐与王家长子订了婚，两人合开一家商店，郑永林是店里的常客。
    1987年6月4日16时许，和往常一样，郑永林溜达到店里喝水，还打开录音机，听当时流行的《血染的风采》。四姐、准姐夫都不在，只剩下王家12岁的小女儿王莉，边写作业边看店。
    郑永林边喝水边听歌，还趴到窗户上跟过路的工人打趣。邻居听见谈话声、歌声和王莉一阵兴奋的笑声。
    “我出门时，看见一辆破旧的28寸车，没撑脚架，倒放在地面上，一个中等身材的男子以为咱是开商店的，说要买汽水，我喊王莉算账，就骑上车往西回家了。”郑永林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自己骑的是辆八成新的车，邻居听见了这阵声响。
    邻居后来又听见过一阵由西往东、“稀里哗啦”的旧车声响，但这部分证言未获警方重视。
    傍晚，听说商店出了事，郑永林急忙赶去。天还没黑下来，店门口围着密密麻麻的人。郑永林挤不进去，也没留心眼，多次告诉周围老乡，自己之前刚去过，并未发现异样。
    他很快从准亲家那儿知道，17时20分左右，王莉的母亲来到商店，发现店门反锁，打开后发现王莉躺在血泊中，抱尸痛哭。公安部门承认，现场在勘查前已遭到相当程度破坏。
    接下来的时间里，郑永林一直帮着张罗后事；1987年6月6日傍晚被警察带走时，这个郑家刚成年的独子还以为对方是要了解情况，“肯定要配合”。

　　警察吓唬他：“死者眼里有作案分子照片”

    郑永林如实回忆了自己去店里溜达的过程，不曾想，刑警丝毫不信，“有人看到你了，是你害的”。
    审讯长达三天三夜。厉夫获得的刑侦人员笔录透露了他们审讯的方式。一位杨姓刑警记录道，“6月6日晚上把郑永林带到派出所进行审讯。当时分工前半夜由苏队长带人审、后半夜张队长带人审，这个人很顽固，一夜没交代。第二天（7号）我和陈少久接着审，经反复工作，郑想交代又不想交代……陈局长指示我‘咬住，不能放松’。大约11点钟左右，闫局长和赵永昌书记来，我说大官来了，可以从宽处理，这时郑开始交代。”
    王姓刑警队指导员的记录印证了上述说法，并称，“开始郑不供认，经闫局长讲政策及侦查员反复做思想工作，郑永林提出条件，主要是不判刑、赔王家的经济损失，我们三人说你相信党的政策，走从宽的道路。”
    郑永林记得，审讯所在地是间小黑屋，只有一扇窗户，外边还扣了铁皮，透进一丝光，对方不断换人，且不让睡觉。按照刑侦人员的要求，他大劈叉站在墙边，鼻尖贴着墙面，稍一动弹，对方就拿电棍捅。电棍的模样郑永林一辈子忘不了：棍面有螺旋纹，棍尖有两个小疙瘩，捅过来时，“火烧火燎，针扎一样”。
    杨姓刑警和同事们否认采用过刑讯逼供手段，但确认了郑提到的一次哄骗：“我利用王、郑两家的亲密关系，讲解利害。我讲证据充分，我唬他说‘死者眼里有作案分子照片’，告诉他已经掌握证据了……由于我们做工作，给郑永林造成错觉，他年龄小，认为亲友关系，给赔两个钱，问题不大，所以他承认了。”
    厉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上世纪80年代，公安系统内部对破案率要求颇高，影响到升迁，这直接决定了刑侦人员的办案方式。
    郑永林对警察的软硬兼施记忆犹新，加上身体上的折磨，他很快崩溃，承认自己是因王莉不让听录音机而起口角杀人。
    “他们问，咋动的手，用啥打的，我说不对位置他就骂你不老实交代，也不记录，直到吻合了才记录，”郑永林说。最后他不得不编造谎言，称自己用了商店里出售的水果刀行凶，并扔在了河沟里；警方派了几十人打捞，甚至用吸铁石遍地寻找，仍无所获。
    尽管凶器没找到，郑永林还是在审讯结束后被刑事拘留，送入看守所，最长不过数月的刑拘，此后竟非法延续了10年。

　   中院“留有余地”判死缓，高院发函质问

    1986年，厉夫从辽宁省检察院退休后作为特邀律师，专为农民提供无偿司法援助。他知道郑永林案，是在1988年。
    作为新中国成立前组建法院的第一批工作人员，厉夫算得上政法系统的“老江湖”，他先后担任过省高院审判员、省检察院检察员、公安刑警队长等职，并曾参与审判毛远新的准备工作。他平反过数十起冤假错案，曾为了纠正错案与军分区领导“顶牛”。
    凭借在政法系统的资源，厉夫很快了解到，早在他介入前，由于案件漏洞实在太多，政法系统内已发生过多番争论。
    调阅案卷时厉夫发现，县公安局认定郑永林为凶手后，4次报请批捕，县检察院均以“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不予批捕，难得地坚持了原则。
    在此期间，郑永林日夜待在看守所的房间里，这儿不像后来的监狱，没有劳动、放风时间，见不着阳光，终日只能盘腿坐在硬板床上，也不允许任何探视。
    他并不知道，争论已经转移到了市、省两级法院间。在锦州市政法委协调下，锦州市中院于1993年判处郑永林死缓，郑当即上诉，省法院于1995年作出裁定，认定郑永林杀人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判决不妥”，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如果说这一裁定还不清晰的话，锦州市中院当时向高院提交的一份审理报告足以证实，案件漏洞百出。
    审理报告列出了10项证据，其中9项均为郑永林的口供，称这9项均与现场勘查相符，剩下1项则是公安办案人员称“对郑永林没有刑讯诱供，其口供均系主动交待”。
    更重要的是，审理报告罗列了12项“需要说明的问题”，包括没有直接证据，确认其作案所用的水果刀没有找到；确认郑永林作案的指纹、足迹、血衣等均没有提取；无法确定（柜台）玻璃破碎的原因；也包括商店失窃的钱并未在郑家找到、现场破碎酒瓶与郑的供述矛盾，以及墙边带有擦拭血迹的手套无法查明是否作案所用等，酒瓶、手套、“血染的风采”磁带等均因“公安机关保管不善丢失”。
    在“主审人意见”一栏，锦州市中院充分体现了自己的两难境地：既因10项“证据”认定郑犯罪，又因缺乏直接证据且郑翻供，要“慎重和留有余地”，所以判处死缓，实行劳动改造，“以观后效”。
    省高院并不认同这种“折中主义”，在一份函件中提出，中院提出的12项“需要说明的问题”中，11项属于认定根据中存在矛盾，无法排除，“经我院审查属实”。
    函件罕见地质问，“在现场遭到破坏情况下，被告人口供与现场勘查基本一致，究竟有多大的证据力？”并指出，“中等身材”男子与本案是否有关，公安机关并未查获。
    案件发回后再次被束之高阁，郑永林继续在看守所里不见天日。

　　案子“带框子下来”：不杀，不放，就地消化

    到1997年，郑永林已在看守所里度过了10个年头，父亲为他申诉了六十多次，厉夫也通过自己的关系使省委、省政法部门领导多次过问，案件却始终未有进展。
    郑永林也有过希望——别人可能替他顶包。
    作为被拘留时间最长的“嫌疑人”，所里员工早就都认识了他，有一天，负责打饭的师傅随口说了句，“这回郑永林你该出头了。”郑永林不明就里，直到一位叫魏力光（音）的犯人被转来同一间“号子”，他才大概摸清来龙去脉。
    魏力光涉嫌在与青堆子镇相邻的六台镇杀了人。他告诉郑永林，警方提审时还专门问起过王莉被杀一案，怀疑警方是要把此案一块扣在他头上。
    “他跟我说，‘我要时间对了，就承认了，你也就放了’，但是查下来，那段时间他在高山劳改队改造。”郑永林回忆。
    案子被发回之后的近两年，始终没有进展。1996年末，由于当时刚大修过的刑诉法即将执行，锦州决意处理这起积压已久的案子。
    受害者王家也在上访。曾要与郑家四女儿结婚的王家长子甚至自断手指，称如果放人就杀了郑家全家。郑永林的大姐透露，司法机关几次考虑过翻案，王家的态度是障碍之一。
    赶在1996年新刑诉法生效前一周，法院开庭了。令人惊讶的是，这起故意杀人案被安排在北镇市（当时改名为北宁市）的县级法院审理。
    厉夫对这一安排深感惊讶——杀人案可能判无期甚至死刑，无论按新旧刑诉法，县一级法院均无管辖权。他当即展开调查。
    一份当时北宁市检察院二科科长亲笔写下的备注显示，上峰“口头交待”，“本案经锦州市政法委研究，由北宁市院一审”。
    厉夫与北镇法院刑一庭赵姓审判长的谈话也印证了这一事实。赵在谈话中透露，自己向北镇市检察院要过锦州市政法委正式文件，对方说没有，只有口头指示，“我们的看法，它是带框子下来的说判刑，然后市中院一维持，此案在锦州地区就消化了。”
    “你们不好坚持原则，顶他一下吗？”厉夫当时问。
    赵审判长似乎对“老政法”问出这样的问题颇为讶异，“那还了得，还服从不服从党委领导，我这工作，还干不干。领导院长说怎么办，就怎么办……此案我有我的意见，但案件得按领导意见办。”
    厉夫从办案人员处了解到，锦州市政法委当时给出的精神是：不杀、不放，就地消化；案卷本来至少有3本，移送到北镇市，就只剩1本了，省高院的函件当然不在其中。

　  　“消化”不良，卡在政法委

    锦州市的“消化”计划实施得很顺利：北镇法院认定郑永林犯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这是县一级法院一般能给出的最高刑；锦州市中院裁定，“定罪准确，量刑得当，审判程序合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不过，这对当时的郑永林来说，未免不是一次境遇的改善，他被送入沈阳市第二监狱服刑，终于重新能见到太阳，通过劳动活动身体。
    脚镣戴得太久了。直到2001年获释后好几个月，郑永林每走几步还总是腿脚一软，跪在地上。现在的妻子表示，十年前刚认识他时，“整个思想比同龄人落后10年”。进去时摩托车尚未普及，出来时手机都已遍地。
    世事难料之处还在于，在过去的26年里，受害者王家人陆续去世，从王莉的爷爷、父母，到其两位哥哥，所有直系亲属均未能幸免，死因多是急病。
    唯一不变的是，“消化”不良的状况一直未能解除。郑家人和厉夫都继续向省市各部门申诉，信写了一封又一封，大多石沉大海。
    “不断写信，是希望把这个案子纠过来，但现在很多事都卡在锦州这儿，我试图找过锦州市委书记，但对方不接待，司法机关也不作为，我就没招了。”厉夫感到很无奈。
    南方周末记者先后与北镇市公安局刑警队、锦州市中院联系，前者拒绝采访，后者感谢媒体监督，但表示，年代久远，需寻找当事法官详细询问后才能回复。
    锦州市的态度的确成了翻案的核心。由于案件最后的判决来自锦州市中院，省高院没有受理郑家人的申诉，郑家人照其指示数次来到锦州市中院，后者回复称，北镇方面的案卷“调不上来”。
    上级单位向下级调案卷，怎么会调不过来？这样荒唐的理由令厉夫无法接受。在他看来，当初为案件设计了“框子”的政法委，是如今翻案的最大障碍。“政法委有书记、副书记，副书记又常常来自公安系统，如果占了主导，要翻这些公安办案存在问题的案件就很难。”
    厉夫总结廿年奔走经历，直抒困惑：“政法委是应该保证公检法执行法律，坚持政策领导、党性领导、法律领导，而不是干涉具体案件；现在，刑诉法不执行了，两审制形同虚设了，刑讯逼供不制裁了，检察院坚持原则的做法也得不到支持了，政法委干涉具体案件，反而使得公检法机构不遵守法律了，这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