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切正常，梁小红现在应该正在离家不远的    底下中学，准备着两个月以后的中考。按照以往的成绩，她最终或许只能得到300多分。在满分为700分的考试中，这并不让人满意。但无论如何，和其他大多数中学生一样，中考都是这个初中生必经的一场考试。
    然而，今年3月，在距离考试还有3个月左右的时候，她和陕西省宝鸡市陇县其他数百名初三学生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初中未毕业的他们，未参加中考，直接走进了陇县职业教育中心的大门。
    近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在这个陕西西部的小县城调查发现，尽管这些匆匆为自己的初中生活画上句号的学生，大多和梁小红一样，学习成绩并不优秀，但对于其中许多家庭来说，进入职教中心并不是心甘情愿的选择。
    “我原本还想给我娃补补课，让娃上个高中，将来上个大学啥的，现在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学校根本不让娃参加中考。”曾有学生家长如此向当地媒体反映。
    “我不想去职教中心。”梁小红说，“现在考不了高中，有点遗憾。”说话时，这个顶着一头齐刘海儿的女孩儿，头越来越低，声音也几不可闻。

　“娃娃不去职校，先生就不给开课”

    梁小红进入职教中心的决定，是在一次与老师的单独谈话之后作出的。她不记得谈话确切发生在什么时候，只记得对面的老师把她“劈头盖脸地骂了一顿”。
    “你就这点成绩，考高中别妄想了。”梁小红用细弱的声音模仿老师的话。
    在村头的小卖部门口，另一个学生的家长也向记者诉说了类似的经历。在这位母亲的眼中，自己的孩子“成绩一般”。她本来无论如何也不同意孩子到职教中心去，同样是老师的一次谈话，改变了她的决定。
    “先生就说娃娃不管怎么样都考不上高中。”这位家长回忆，在这场持续了20多分钟的谈话之后，她在一张单子上签了字。但是单子上写的什么内容，她并不认得。
    梁小红告诉记者，在   底下中学，初三大约有180多名学生，其中成绩排在前100名的学生往往被认为可以顺利升入高中。而3月从这个学校转入职教中心的学生，“有将近60个”。
    记者通过多次调查发现，除   底下中学之外，曹家湾中学此次共转走学生60余名，城关镇中学转走学生十几名。一名正在温水中学读初三的学生告诉记者，他们班此次也转走大约七八名同学。据当地媒体报道，此次春季招生总共“从全县13所初中招收了400余名学生”。
    “娃娃不去职校，先生就不给开课嘛。”正在村头坐着和人聊天的一名家长说。据梁小红回忆，在报名之前，这个学校已经经历了4天的停课。
    “其实也不是每天都停。”梁小红想了想又说，“招生老师在的时候，老师就停课，招生老师一走，就又上课了。”
    随后，当记者跟随那位坐在村头聊天的家长进入屋内，试图向学生核实停课情况时，正在床上看电视的小男孩一把抓过被子蒙住了头，干瘦的小手伸出被窝摇晃，“让他快走！我不想跟他说话！”
    “老师说不让乱说，乱说要扣下不发毕业证哩！”家长之后向记者解释。
    实际上，中国青年报记者走访了陇县周边包括    底下中学在内的5所中学后发现，在职业教育中心春季招生结束之前，几所学校都经历了2-4天不等的停课。
    其中，曹家湾中学一名已转入职校的学生记得，停课发生在一个周四，职教中心的招生人员用一天的时间宣讲，随后的周五学生被要求“回家考虑考虑”。而城关镇中学的学生则记得，在连续的三四天里，招生人员每天都要讲一到两次，“每次占用两节课”。
    据陇县教育局分管职业教育的严股长说，如此的停课现象他并不知情，但如果存在，“肯定是不合适的”。
    “停课的事情绝对没有。”当中国青年报记者就此事向   底下中学校长张建利求证时，他的头摇得飞快。
    这位校长告诉记者，职教中心在进行招生时，会“利用课间或晚自习下课的时间”，向学生讲解相关招生政策，学校在其间只是“配合作用”。而在学生间和村头都流传着停课的说法，“可能是职教中心老师在利用课间时间做讲解时，有些学生感到被打扰了”。
    至于职教中心此次从   底下中学招生的人数，张建利坚称只有20多个。之所以与多名学生反映的数据有差异，张建利解释，是因为报名职教中心的学生会有情绪波动，一部分学生感到后悔又回到学校重新读书，“20多个是波动以后稳定下来的数字”。
    但有知情者向记者表示，要从职教中心返回学校读书，大多数时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娃是要去上职校，但也不是你说去哪儿就去哪儿”

    梁小红以及与她同村的几名同学，显然都不是校长所说的情绪波动者。虽然当时家长也不同意梁小红去读职教中心，希望她“努努力，考个高中”，但让梁小红感到为难的是，“老师执意让走”。无奈之下，她最终自己在表单上签了家长的名字。
    不过，对于这些在春季招生中选择职校的学生来说，压力并不是让他们结束学校生活的唯一原因。
    一名两年前从   底下中学毕业的学生说，当她读初三的时候，学校承诺给每位选择职校的学生发放300元和一只旅行箱。城关镇中学今年转入职校的赵飞龙则说，学校为他们这些离开校园的学生，每人发了一部手机。
    “因为经费有限，我们招生不可能有物质奖励，不像那些民办的职校。”针对这些来自学生的说法，职教中心陈全利校长说，“如果有这类物品，那都是中学发的，作为给毕业生的一种留念。”
    对于这种说法，    底下中学校长张建利并没有否认，只是当被问及这些物品的资金来源时，这位头发有些花白的校长笼统地答道“来自助学金”。
    但无论如何，在这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这些物品的吸引力不言而喻。
    在城关镇中学听了几天宣讲之后，赵飞龙瞒着父亲找来了他的印章，为自己报了名。当生气的父母发现这一事实时，赵飞龙已经在职教中心正式报到。只是，在职教中心学习机械的他还不知道，自己毕业以后，准备做什么。
    “在职教中心招生中，作为教育主管部门我们一直要求的是大力宣传，积极配合，学生自愿，家长同意。”县教育局严股长向记者强调道。
    但看起来，要说清楚谁负责把关“学生自愿，家长同意”的原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主要由各中学来负责，我们只管招生。”陈全利校长不假思索地说。而面对同样的问题，   底下中学的张建利却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主要由职教中心来把关，因为它们是招生主体。”这位校长低着头，语气同样坚定。
    3年以前，老闫的女儿，就是在这种“大力宣传”下，差点和梁小红一样从   底下中学转入职教中心。后来，由于父亲的坚持，终未成行。
    “我娃是要去上职校，但也不是你说去哪儿就去哪儿。”老闫说。后来，在参加中考失利后，他几次挑选和实地考察，终于为女儿选定了宝鸡市的一所职校。
    “现在马上毕业了，这两天正在学校补习要考资格证哩。”这位父亲透着自豪说。

想上卫校、当护士的梁小红，不得不在职教中心仅有的5个专业中，选择了计算机

    在这个总人口20多万的县城，要打听一些像梁小红那样的故事，算不上难事。村子里挎着竹篮慢悠悠走过的老太太能详细地数出村里谁家遇到这种事儿，在县城里跑出租的师傅也能轻而易举地复述出他在职教中心门口拉客时听到的学生抱怨。
    但是，也有村民告诉记者，自己的孩子在四五年之前读城关镇中学时，并没有类似现象，“那时还没有那种风气”。
    2003年，按照陕西省的有关规定，陇县职教中心由原来两所职业高中合并成立，成为这个县城唯一一所公办的职业高中。
    在不少当地人的印象里，几年之前，职教中心的招生方式一般是在放假的时候，敲开成绩较差的学生家门，一家一户劝说。可是后来，学校渐渐成了职教中心的主要招生场所。虽然陇县还有其他两所民办职业中学，但是在3月的春季招生中，当这里的初中老师向他们的一些学生指出无望升入高中时，公办的职业教育中心就成了学生面前唯一的选择。
    “宝鸡市教育局制订了任务，要求要有一定的学生上职教中心，这是市考县的指标，完不成任务影响年终考核。去年是600人，今年的指标估计4月份才会下来。”当地媒体《三秦都市报》记者在核实情况时，教育局高主任曾如此介绍。4月14日，当中国青年报记者再次核实招生指标时，却得到了另一种答案。
    “那一次接受采访的高主任并不了解情况。”陇县职业教育中心的陈全利校长说，“其实我们并没有任何招生指标。”陈校长表示，春季招生中各个初中的积极配合，并不源于任何计划任务，而是因为这些校长“树立了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一盘棋的大局意识”，以及“源于对职教中心的认可”。
    但是，据中国青年报记者了解，这种被否认的指标其实并不少见。一位在某县教育局工作多年的人士告诉本报记者，该县同样接到过这样的指标，而完成任务的压力往往被分解至所辖中学。
    陈全利校长承认，对于职教中心来说，主要的资金来源于财政支持。而财政支持的规模大小，往往由学生多少来决定。
    “我们每年都会对职校招生的情况进行检查，看学生是不是自愿的，你所说的情况我们今年还没有发现。”严股长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会注意的。”
    但是，一个不太容易改变的事实是，和其他数百名学生一起，梁小红在职教中心已经结束了军训，开始上课。这个想上卫校、当护士的女孩儿，不得不在职教中心仅有的5个专业中，选择了计算机专业，花两年的时光进行学习。
    她还想回到以前熟悉的校园，但可惜，离开的时候，她把自己的课本全部送给了同学。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梁小红、赵飞龙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