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夏后的一个晚上，48岁的李桂珍像往常一样骑着电动车下班回家，屋里的桌子上多了个从外地寄来的快递包裹，里面有本浅黄色封面的册子。
    寄件人是在云南大学读书的女儿，包裹里是她刚刚完成的硕士毕业论文—《母亲的故事：一个下岗女工的社会互动和自我建构》。
    她只是社会底层一个不起眼的下岗女工，但25岁的女儿花了两年多时间，用4万多字，把她写在自己的毕业论文里。

    母亲是一个柔弱的个体，大千世界中一颗毫不起眼的微粒
    沿着坑坑洼洼的砂石路，车开进一个人烟稀少的山沟，最后停在一块三角形的空地上。
    李桂珍下了车，看上去兴致不错。她指着前方说：“这就是我们工会，那个是舞厅，那个是电影棚，我的广播室就在电影棚上面。”
    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只有一片烂泥地和荒芜的杂草。远处是几排低矮而整齐的红色砖房，窗户玻璃支棱着凌厉的尖角，里面黑洞洞的，早已无人居住。可李桂珍和同行的几个人对着这片废墟，聊得很起劲。
    这一幕让站在旁边的女儿蒋易澄感到好奇。当时，这个云南大学传播学专业的研究生正在准备自己的硕士毕业论文，她要研究“三线工厂”职工的集体记忆。此次回老家参加父辈们的聚会，是田野调查的一部分。
    蒋易澄是标准的“三线子弟”，她的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姨妈舅舅都属于一个代号叫“国营七矿”的铀矿冶炼工厂。1970年代，他们响应支援三线建设的号召，从全国各地来到这个距离昆明500多公里的小山沟，把这里逐渐建设成一个拥有粮店、百货店、学校，甚至舞厅和灯光球场的山中“小社会”。
    李桂珍和蒋易澄脚下的这块三角地，曾是整个矿区的中心。“七矿”最辉煌的时候，接近2000人在此工作、生活。1990年代末，国有企业改革，“七矿”宣布破产，李桂珍买断工龄下岗，职工接连离开矿山自谋生路。如今，整座工厂只剩下5位老人看守。
    虽然成为单位“甩掉的包袱”，但提起“七矿”，李桂珍仍掩饰不住自豪，“原子弹爆炸我们是作了贡献的！”她总喜欢对外人这么说。此次女儿回老家采访三线建设的事，她跑前跑后帮忙联系老同事，带女儿去退休人员安置点，让那些老人讲讲“采掘队大干多少天”的辉煌记忆。
    蒋易澄最初并没有注意到母亲有些反常的举动。对她来说，母亲只是自己众多采访对象中的一个。但母亲在聚会中不同于平时的表现，让她开始好奇，为什么在家里有点敏感、一度不爱与外界接触的母亲，重回“七矿”后那么开心、健谈？她在那里到底经历过什么样的时光，离开矿山后又遭遇过什么打击？
    尽管和母亲朝夕相处25年，但这些问题她并不太了解。
    回到学校后，蒋易澄去导师的办公室里汇报论文进展。聊天时，她无意中提到母亲下岗后争取权益以及出去打工后心理上的变化。坐在对面的导师听了眼睛一亮：“这反映了人的自我认知的发展。”导师推荐她回去读读美国学者乔治米德的《心灵、自我与社会》这本书。
    “人的心灵和自我完全是社会的产物。”书里有这样的论断。
    蒋易澄开始重新审视这个最熟悉的采访对象。“母亲是一个柔弱的个体，大千世界中一颗毫不起眼的微粒，但为什么此刻看她竟觉得她如此强大？如果时代洪流总是将人左右，让人无奈，但人也是可以反抗、适应和改变的。”她在论文中写道。
    这个年轻姑娘意识到，自己本来要探寻的“七矿”发展、变迁历程，其实早就与母亲的命运交织在一起。但
蒋易澄并没有告诉母亲，自己论文中的主角已经换成了她。　　
    毕业论文是女儿的一件大事，李桂珍一直很配合采访。当问到下岗这件事，蒋易澄踩到“禁区”了。
    写毕业论文的这两年多里，蒋易澄学会了宽容与倾听。她采访自己的家人，听他们一遍一遍讲过去的事情，尽管很多讲述与她的论文没什么关系。在退休人员安置点采访完，她给那些独居的老人拍照，之后专程送过去。　
    “每每回想起来，才深刻发觉自己很是愧对母亲，我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过她的需求，不知道她情绪不好的来由，不理解她的担忧、焦虑和孤寂，太多太多，有时候甚至厌烦她对我过分依赖和给予期望，我不明白人生历程是这样地短暂又漫长，不懂得在面临人生抉择的时候还有很多复杂的原因和时代背景，也不清楚人到中年没有固定工作又没有养老保障的那种失落和焦虑。还好，借由这次毕业论文的机会，让我提早体会、省悟。”在论文后记中，蒋易澄这样写道。
　　
　　

探寻母亲的“自我”，也是在不断拷问自己的“自我”

    随着论文的进展，越来越多的问题超过蒋易澄预想的范围，探寻母亲的“自我”，仿佛也是在不断拷问她的
“自我”。她要跟着母亲上班、买菜、劳动、做家务、聚会，有时也会不耐烦。
    李桂珍已经适应了自己的新工作。她发现母亲一直在默默地补充知识。对于蒋易澄来说，这篇论文不仅仅是一篇文章，“它提供给我太多思考的层次，关于人生，关于婚姻，关于
个人的命运，以前特别无知，不会思考这些东西，一下子觉得是个成长仪式。”
　　
    这是这个答辩季看到的最鲜活的论文
    得知论文答辩分组后，蒋易澄有些担心。云南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郭建斌是这一组的答辩老师，他的绰号是“杀手”，上课时很严肃。蒋易澄的论文光看标题就显得有些与众不同，这毕竟是学术研究，不是文学创作。
    “能过吗？”有人表示担心。
    答辩前一天，蒋易澄的同学突然“炸了锅”，他们让蒋易澄赶紧看郭建斌的微博，“你这个肯定没问题了，老郭都认可你了。”
    那条微博写的是：“一个学生的硕士论文，居然写的是她的母亲……这样的论文，差点看得掉泪了！这是这个答辩季我看到的最鲜活的论文！”
    事实上，郭教授看到论文的开头时就被吸引了。“我们对我们父辈那段历史和生活经历其实不太了解，而且缺乏和父母共同做一些事情的经历。”论文中蒋易澄帮母亲去学校打扫卫生这个不经意的细节让他很感动。尽管认为论文的理论部分稍有欠缺，但他充分肯定这种“接地气”的尝试。
    蒋易澄的论文也完成了李桂珍一直以来的一个心愿。
    1998年，蒋易澄的外公被检查出矽肺晚期。他是一名八级钳工，当年响应国家号召，带着全家从贵州到这里支援三线建设。他在病床上跟儿女说：“我把你们带过来，现在带不出去了。”
    当着父亲的面，李桂珍一直忍着，回家后才大哭了一场。那时她下岗，姐姐下岗，哥哥下岗，嫂子也下岗，几乎全家人都下岗。“如果我们条件好一点，他精神压力不会这么大，因为他也自责，是他把我们带进矿里的，他觉得是他的责任。”李桂珍的眼睛湿了。
    两个多月后，老人去世了。临走前，他曾想买块手表留给妻子，只需要两三百块钱。可拮据的老钳工没这笔钱，女儿李桂珍也掏不出来。这个遗憾让她至今觉得愧对父亲。她想把父亲的故事写出来，“我觉得我爸跟王进喜比也不差啊！”
    蒋易澄考上新闻学院后，李桂珍叮嘱女儿：“你学这个嘛，要在写作上好好练一下，如果有机会，将来把你外公、把七矿的事写出来。”
    她只是这么一说，但蒋易澄一直记在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