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东平，42岁，陕西人，全科医生。曾在天河妇幼保健院工作十几年，2014年8月下乡从医，到南沙长莫村卫生站驻村至今。
　　盛夏的长莫村，瓜果飘香。
　　位于村口的卫生站内，大厅吊扇转动着。李东平医生在门诊室整理着患者资料，当天下午卫生站共来了3个患者，看的是普通的感冒伤风。李东平是村卫生站唯一的医生，平时就诊的人不多，卫生站两层楼十几间房空置着，除去村民看病的时间，卫生站大部分时间安静得能听到自己脚步声。这是由政府投资建设的村卫生站，配有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开站两年多，这里的护士来了又走，已经换了3个，唯有李东平一直守在这里。
　　长莫村，距市中心近50公里的渔村。这里有14个生产队，走完一个生产队需要1个多小时。
　　这里常住人口3000多人，很多是老人和孩子。
　　这里有一栋两层楼的红墙靓丽的卫生站，很宽敞，但是里面只有一个医生，一个护士，后来还有了一只猫。
　　此前，李东平医生在三甲医院天河妇幼保健院工作了十几年。两年前，他离开繁华闹市三甲医院来到这个寂寞的乡村卫生站，一守两年半，守护村民们的健康。

　　[下乡]
　　从闹市医院到乡村卫生站

　　李东平下乡，源于两年前一次偶然机会。
　　2014年，南沙区向全市招聘医生进驻村卫生站，解决村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每个村民看病都在“十分钟医疗服务圈”内。
　　这则消息引起李东平注意。他已经在天河妇幼保健院从业十几年，一直没编制，下乡则可以入编制，虽然待遇跟原来差不多，但有编制，总感觉更有归属感。当年8月，李东平顺利成为南沙几百名下乡医生中的一名，编制在鱼窝头镇医院，被分配到长莫村的卫生站。
　　第一次到卫生站，李东平从天河粤垦路出发，坐地铁到金洲总站，转公交车到鱼窝头镇，从鱼窝头镇到长莫村只有一趟公交车，8月大中午，李东平背着包等了半小时，沿途问路走到了卫生站，整个背全是汗。这趟旅途，足足花了他大半个上午的时间。
　　卫生站是两层高的楼房，红墙白砖宽敞明亮，但是只有他一个人……当时二楼宿舍没装空调，他到村里的小百货店去买了张凉席，过了第一个晚上。最不习惯的是，卫生站附近没餐馆，中午用餐要步行20分钟到镇上才能找到吃的。
　　在天河，整个科室人来人往，工作忙碌，一天很快就过去了，下班骑个车10分钟就能到家，周边生活很便利。
　　他曾经尝试每天从天河出发到卫生站上班，但舟车劳累实在难以承受。最后，他决定周一至五驻站，周末回家。
　　这就意味着，他在周一至周五的时间里，要忍受独自一人的寂寞。
　　有一天，李东平发现卫生站外有一只饥肠辘辘的小猫，收养了它，寂静的卫生站也算是有了点生气。

　　[隔阂]
　　语言不通鸡同鸭讲

　　除了生活上的不便，让李东平沮丧的是，在卫生站的本职工作开展并不顺利。
　　第一个难题，就是语言问题！
　　来卫生站看病的村民，大多数没有普通话能力，一般只跟他讲粤语。虽然在广州工作多年，但是他这个西安人从来没讲过粤语，在天河的医院接诊从来不需要讲粤语。
　　卫生站开放的第一天，来了个妇女，拍着心口说“医生，我个心biangbiang的”什么叫biangbiang的？李东平忙找来护士，但护士也没搞懂她的意思，她说的可能是村里俚语，两人比手划脚了半天，后来找了个村里年轻人帮忙翻译，总算明白了她是感到胸闷。
　　因为语言不通，李东平和村民还闹过笑话。一次李东平问一位大叔从事什么职业，大叔答，“我是养沙的。”“养沙？”李东平疑惑。“沙子你没吃过？”大叔继续问道。李东平很纳闷，鸡才吃沙子帮助消化，人为什么要吃沙了？后来大叔拿笔写，李东平一看，纸上赫然写着“虾子”二字，哭笑不得。
　　看来不会粤语，卫生站的工作是很难开展了。一开始，碰到村民来看病，他便让护士来帮忙翻译，护士一般是同镇人，跟患者沟通比较顺畅。
　　后来，他把护士翻译的字句记下，从猜测村民的意思，到开口学讲粤语，慢慢可以用“不咸不淡”的粤语和村民进行简单交流。
　　李东平从来没想到，自己来广州近20年，硬是在这个乡村学会了讲粤语。

　　[质疑]
　　不打针你开什么诊所？

　　比语言沟通障碍更棘手的，是村民的观念。
　　听说村里卫生站来了个讲普通话的医生，村民试探着来看看热闹。“一开始好唔相信，生得好后生（年轻），唔知得唔得？”年过七旬的郭叔说，当时村民都觉得这个医生比起村里的赤脚医生年轻好多，会不会经验不足，又是个讲普通话的，沟通都成问题，很担心他会开错药。
　　李东平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长莫村的村民看病很喜欢打针，来看病第一时间就问，“你这里能不能打针？”李东平反问村民要打什么针，村民通常也答不上来，咳嗽的村民会说，“给我打个止咳针”，皮肤痒的村民会说，“给我打个止痒针”。卫生站并没有这些医疗器材，李东平也认为小病痛吃药就能解决，并不需要打针，坚持不给村民打针。“哼，不打针你看什么病
　　，开什么诊所！”村民为此跟他吵得面红耳赤。
　　李东平了解后发现，原来在长莫村卫生站进驻前，村里有3间私人诊所，村民有什么小病小痛都到私人诊所找赤脚医生，赤脚医生通常都会给村民打针，久而久之村民认为看病打针是理所应当。
　　一开始，李东平坚持不打针，村民也不买他账，宁愿舍近求远，到镇上鱼窝头医院就医。卫生站一个月的门诊量不到100人，而在天河，李东平的科室一天门诊量就有100人。

　　[改变]
　　用医术和服务
　　赢得村民信任

　　用直接的方式跟村民讲道理显然是行不通的，改变不了村民，李东平只好改变自己。
　　面对村民的要求，李东平仍然坚持给村民开药不打针，但开始跟村民讲道理，“我先给你开两天的药，如果你觉得有效了再来找我，再开剩下的药怎么样？”这样一来，村民就能接受多了，抱着试试心态，村民把药领回家。在服完药后，村民准时在卫生站出现了，“再给我开两天药吧。”
　　听说不打针也能把病看好，有不少村民开始也来试试这位外来医生，村民通常很直接，“你先开一天药，有效我再来。”
　　李东平也不再多说，给村民开药。村民陆续回头来看病，对李东平的语气也变得尊重起来。
　　村民郭叔称赞，李东平开的药便宜，十块八块就能治好病，以前赤脚医生看一次病，打个针得二三十块。
　　渐渐地，前来卫生站的村民变得多起来，村里有人生病，就会有人建议“去找村口那个不打针的医生。”
　　虽然医生与村民越来越和谐，但是村民也有很多习惯改不了。比如没有带医保卡的习惯，田里干完农活打着赤脚就到卫生站了，问起为什么不带医保卡，村民答“怕丢了。”李东平也想了个办法，给每个村民写一张纸条，写下姓名和证件号码，村民把纸条随身携带，到卫生站只需要出示纸条，就能对上号了。
　　李东平的坚持有了回报，几个月后，卫生站的门诊量从最初的一个月不足100人，现在已一个月飙升到七八千人。

　　[接纳]
　　村民邀他吃乡宴

　　5点下班后，李东平习惯到村里散步。村民对李东平尤其热情，看到李东平，他们会放下手里农活挥手打招呼，“医生下班啦？”有的堵着他提建议，“医生你门诊要多进一些药啊。”
　　每个到卫生站看过病的村民，李东平都记得很清楚。
　　随儿子到广州生活的张阿姨，每周都会去卫生站量血压。“李医生人很好啊，还载我去镇上买猪肉，”张阿姨说，一次无意跟护士提起，自己想吃饺子，但村里没有猪肉卖，李东平便记了下来。下次回镇医院吃工作餐时，就捎上张阿姨到鱼窝头镇买猪肉，吃过工作餐，再捎她回家门口。有时张阿姨会带上桶，顺便买菜回来。
　　经过长时间的接触，村民已经把李东平当成了自己人。在这些村居里，年轻人多数外出工作，只剩老人和小孩留守。老人没事做，有时早上卫生站还没开门，就在门口坐着等，待李东平到了，就进去量量血压、聊聊天。
　　2015年重阳节，村里举行乡宴，宴请村里长者，村民向村委提出，要邀请李东平去参加乡宴。李东平后来才知道，原来乡宴习俗是从来不请村外人的，心里很感动。但是第二年就不好意思参加了。

　　[坚守]
　　希望改变村民观念

　　在村卫生站两年多，李东平也有遗憾的时候。
　　长莫村村民的病痛跟他们多年的饮食习惯、生活习惯有关。长莫村是个渔村，即使生活条件改善了，老人仍然习惯沿河而居，由于居住环境潮湿，老人多患风湿，很多痛风，有些关节会变形。村民喜喝白酒，每顿饭都喝，一天喝三四两，因此高血压患者也偏多。
　　有一位年过七旬的长者，坐着电动轮椅来看病，他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衰等很多问题。李东平给他开药，他总是断断续续吃。几个月后，村里死亡人口资料到他那，他才知道老人已经去世。“如果按时吃药，完全可以延长寿命。”
　　这件事之后，再有村民高血压不按时吃药，他就会举这个例子。面对那些改不了饮食习惯的村民，他就像唐僧一样，每见一次面劝一次，“一天喝三四两，我也不是让你完全不喝，先从少喝一两开始行不行？”不听劝的患者，李东平每量一次血压就会“吓唬”一次，“你血压高，喝完酒血压会更高，”反复强调让患者注意血压。
　　两年零八个月，跟李东平同一批下乡的医生，有一部分已经调回了医院工作，而他依旧留在了这里。

　　[声音]
　　既然留下来了

　　就要想办法做好
　　结束长莫村的走访。临走时，村民突然追上来问记者，“你是来想把医生调走的吗？别调哦，调走我们就没有好医生了。”
　　从闹市到乡村，李东平坦言，也曾感到孤单寂寞。最怕的是下雨天，一整天都没人，周围也没有打篮球的声音，太安静了。远距离的工作，也让他失去陪伴家人的时间，儿子上中学正是叛逆的时候，他没法陪在身边。
　　“如果让你重新选一次，你还会选择来这里当医生吗？”记者问他。
　　李东平沉默了片刻，说，“我可能会犹豫。”他想了想，又说，“但既然留下来了，就要想办法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