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论语》的《述而》篇记载，孔夫子的教学有着自己的特色：“子不语怪力乱神。”但是，朱熹《四书集注》不是在特色方面下功夫，和同类私学进行比较。他人说《周易》，谈鬼论神，手舞足蹈；孔夫子说《周易》，子不语怪力乱神，这是为什么？他该说不说，反而却在“圣人”上兜圈圈，说：“怪异、勇力、悖乱之事，非理之正，固圣人所不语。鬼神造化之迹，虽非不正，然非穷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轻以语人也。谢氏曰：‘圣人语常而不语怪，语德而不语力，语治而不语乱，语人而不语神。”在这里，注释脱离原文，不看对象，仅仅凭借自己想当然了事。这是前些天学习心得。 有趣的是，后因网上查询方知，今人徐振贵先生前些年发表文章，对“子不语怪力乱神”进行新解，其做法是把临近几章连贯起来，即“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子不语，怪力乱神。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然后全文翻译。 他的译文是：叶公向子路问孔子的为人，子路没有回答出来。孔子知道后说：“你为什么不说：他的为人，是用功学习时便忘记吃饭，以至于快乐得忘记了忧愁，不知道衰老即将到来。”夫子又说：“其实，我并不是生来就有知识的人，而是爱好古代文化，勤奋敏捷去求取知识的人。”说到这里，夫子停止不说了，好像是生怕分心用力影响了凝神思考。过了一会儿，夫子才说：“如果一行人中只有三个人，那么，其中必定有一个人可以做我的老师。我选择他的长处加以学习，我看到他的缺点也是我也有的，就加以改正。” 徐先生的做法称得上是“巧干”，但是，他的新解却没有纠正《四书集注》的通病，那就是注释脱离原文，不看对象，仅仅凭借自己想当然了事。孔夫子之所以子不语怪力乱神，是因为他办学目的明确，培养的学生不是卜卦算命看相之徒，而是“君子上达”即精通上层建筑领域政治思想建设的“王者师”。根据《论语》、《史记》等的记载，孔子创办私学，使用“六经”教书育人。他的强项是历史教学，说的是尧舜禹、王侯将相，传授的是“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等历史经验。所以，“子不语怪力乱神”恰恰体现了孔夫子教学的特色。因为有自己特色，所以，孔夫子才有学生3000多人，贤人七十二，有的还是“王者师”，有着引人注目的教学效果。正是这个特色让孔子整个教学活动得以运转。对此，《四书集注》熟视无睹，不去下笔，反而说那是“圣人”的缘故，说了等于没有说。即使是今天也是这样，办私学，就需要有特色，有水平，否则，教学活动难以运转。 由于孔夫子教学有自己的目的，所以子贡和樊迟等都曾因为学习不得法而得到了孔夫子的纠正。“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卫灵公》）在这里，孔子向子贡传授了自己的治学经验。这对子贡后来事业的成功，无疑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孔子不仅自己要做到“上达”，而且还要求学生也做到“上达”，否则就要挨批评。《论语》说：“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子路》）在这里，针对樊迟请学稼的想法，孔子上了一堂君子上达的重大意义的课，纠正了学生们学习中存在的错误倾向。从读书由浅入深的整个过程来说，初学时内容不多，范围小，有益学而有成。所以，孔子的批评，体现了他对学生的负责精神。 相比之下，今人徐先生的那个“新解”，倒不如称其为回避“子不语怪力乱神”，更加恰如其分。“说到这里，夫子停止不说了，好像是生怕分心用力影响了凝神思考”，这哪是孔夫子教学的特色？！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徐先生的“新解”把注释视为儿戏，更加不可取。这是因为注释不是逐段过关，而是逐句甚至逐字过关，要做到每句话、每件事一一到位，切切不可有丝毫疏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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