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楼多了，高了，就把书店挤矮了，挤到旮旯里去。我去的新华书店在文献西路上，这个地方以前一直以“文献名邦”“海滨邹鲁”作为自豪的理由，现在这些光荣的称号除了偶尔在红头文件里溜达一两回，很少有人再提起了。只留下这半截的地名，还能让读过一些书的人恍然间想起莆阳文化曾经的辉煌。 新的步行街正在兴建，围墙外是长条的巨幅标语：“300万莆田人习惯在这里消费。”不知道这300万人中是否包括我，可以肯定将来这里是商业的繁华地段，人头与钱包攒动。 我不习惯逛商场，虽然也消费，但买的都是日常用品，偶尔去商场也是直奔主题，我适合去的地方是那些小店。苏格拉底面对琳琅满目的商品，曾感叹着说：“这里有多少我用不着的东西啊。”我不是哲人，没有那么多的感慨，我只是抬头看日益增高的楼房，后来脖子有点酸，就看前方拥挤人群的各种背影。 拐过东街口，走上两三百米就到了书店。难得来一回莆田，我能逛的也就是书店了。书店还在，没有被挤出文献西路，只是在繁华的街道显得更加的僻静，甚至有些荒凉的感觉。周围的店铺装修得越来越豪华高档，多年来穿一身过时服装的新华书店有点自惭形秽地缩到一边。街上人很多，那些打扮时髦的人是不会走进书店的，那些脚步匆忙的人也是无暇在书店停留的。街上自家车越来越多，在拥挤的车流中蠕动，这些光鲜的车子是不会停在书店前的，寸土寸金的城市里，书店前也没有泊车位。 走进书店，只能用鲁迅文章里的一个“踅”，感觉有点不合时宜。其实我也很少进书店了，现在每年读一点收入自己作品的样书和杂志外，以往那种一提就是一捆书的豪情早已在不知不觉中漏气了。不禁有点感慨：是生活改变了我们，还是我们被生活改变着？ 从一楼走到二楼，遇见的几乎是青少年，还有一些三四十岁的女人，想必多数是这些孩子的母亲。像我这类的很少，鹤立鸡群，不，应该是鸡立鹤群。对读书人，我从来有点心存敬意。但现在纯粹的读书人很少，在念书时我们都会读一些书，到了工作后读书的人就少了，一个原因是我们再也没有鹤唳九天的壮志豪情了，生活总是轻易地改变我们；另一个原因是我们读书的功利心太强了，拿到文凭找到工作后，我们就很少有读书的闲情逸致了。国人的阅读量和购书量可想而知了。 书店不大，与莆仙三百万人口不相协调；来的人更少，今天是周日，可以想见平时的门前冷落了。二楼除了一些财富书、励志书还有所谓的青春文学外，上下五千年的悠久文化也只占据几排书架。文学边缘化本只是冷僻的评论术语，在书店却具象化了。在文学书架前的读者七八个星天外，有几个还只是惊鸿一瞥，翻开阅读的就两三滴雨山前了。书架里也是鱼龙混杂，韩寒的书还是放在最显眼的位置，看来“代笔门”的争论还未波及书店。没有读懂几首唐诗宋词的安意如却在书架上搔首弄姿，几本谈诗词的书装潢得像精美的礼物。这年头，能够把书当做礼物赠送，也是退而求其次的雅事了，只是不知道有几人真正去读。这是炒作和包装的年代，能吸引眼球掏人腰包是商人的最大成功，但眼球之后的头脑呢？大师们依旧寂寞着，在书架的僻静处，只能与一些蒙上的灰尘喁喁私语。这也是没有大师的年代，只有一些文化快餐被人咀嚼到无味，然后弃之一旁。 在莆仙作家书柜前流连了一会儿，这些书的书页已随岁月的流逝泛黄。莆仙还是有几位读书人的，这些书就是例证，只是问津的人很少，除了我之外。没有退稿信的年代，应该有一些作家沉下心来，锻造一些精品。想起我尊敬的文学院黄院长，在一次酒酣胸胆尚开张时，曾感慨说，面对图书馆浩如烟海的书籍，一个作者多么渺小。黄院长用心地写书，后来脑溢血了。 书店里摆放着几张椅子，都被孩子们占去了。没去注意他们手上拿的是什么书，他们都很安静地沉浸书中世界，这样的氛围很适合与作者做心灵的对话，我没去打扰他们。这年头能静下心来读书的人很少，虽然只有青少年，但火种并没有熄灭。二楼的尽头有根柱子，旁边的椅子上坐满了人，有个少年就坐在地上，靠在柱子上，这情景让我微微有点感动了。 买了三本书，走出书店，街上的车流人流依旧匆忙，也不想去弄懂他们在忙什么。吾乡有个传统：“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现在地不瘦了，除了栽种高楼之外，还得种植一些别的什么；家富了，子弟们还得多读点书。 |
市总工会助力木兰溪生态文明发展项目入选全国工会重点工作创新案例
湄洲岛生态低碳发展案例再次亮相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大爱和平 文明互鉴 第九届世界妈祖文化论坛在湄洲岛举行
灵华线羊角寨隧道上演“紧急救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