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脍炙人口的唐朝诗辞里,不乏有诗人描写同一题材的佳作,尤其是描摹琴声艺术形象技巧精湛,流芳百世留名千古,使人读了身临其境赏心悦目。 李贺在《李凭箜篌引》里,描写了著名女乐师李凭箜篌的高超技艺:“吴丝蜀桐张高秋,空白凝云颓不流。江娥啼竹素女愁,李凭中国弹箜篌。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露泣香兰笑。十二门前融冷光,二十三丝动紫皇。女娲炼石补天过,石破天惊逗秋雨。梦入神山都神妪,老鱼跳波瘦蛟舞。吴质不眠倚桂树,露脚斜飞湿寒兔”。 短短的十四句诗,把这位著名的音乐家弹奏的卓越技艺,描摹得淋漓尽致。你听:不同凡响的乐声刚刚奏出,就吸引得行云凝滞,水不漂流,感动得江娥、素女情不自禁地满腹情思。接着诗人浮想联翩,把琴声的抑扬顿挫,生动地比喻成如昆山玉碎般聚音震耳,像凤凰欢歌般动听迷神。一会儿低回流连,引起芙蓉哭泣;一会儿高亢团圆,导致香兰含笑。乐声的热烈,仿佛使深秋的京都长安乍变得暖和。丝弦的丰富多彩,感动得玉帝为之倾心。这么丰富、奇特的想象,在艺术上对读者产生了巨大的艺术感染力和冲击波。而诗人神思飞动,更显得奇特惊人;女娲炼五色石为之补起苍天,又一次被震破,漏下秋雨绵绵;神山上那位善弹箜篌的神妪化成美女甘拜下风;那些鱼蛟等神物也乐得在波浪上纵情舞蹈;月宫之下的吴质听了入迷,依偎在桂花树梢上,深夜思念难眠,直到露水浸湿了月宫中的玉兔。 清代著名诗评论家方挟南,在《李长吉诗集批注》中称叹:“白香山‘江上琵琶’,韩退之‘颖师琴’,李长吉‘李凭箜篌’皆摹写声音至文。韩足以惊人,李足以泣鬼,白足以移人”。 笔者以为:论气势当推昌黎;论情态应属乐天;论神奇自是长吉。同样是状写弹奏名手的神技,这三个诗人都有传世佳作,然而诗格调却各有千秋。 白居易写的《琵琶行》以声拟声,引起读者的想象和联想:“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 诗人设譬取喻,务在拟声,表现手法是现实主义的。相形之下《李凭箜篌引》则带有超现实的神话色彩,因此表现手法与白居易恰恰相反,趋向于浪漫主义。诗人在描摹音响时不像白居易作直接描写,而是采用比喻和描述音响艺术效果的间接描写,动员读者的音响经验和审美经验加以联想和想象,把音乐声响的听觉形象转变成鲜明的视觉形象。这样想象力比白居易更丰富、奇特且有跳跃性,使人通过联想和想象获得音乐艺术感。 同一题材的《听颖师弹琴》诗篇中,韩愈有较大胆的想象和幻想:“呢呢儿女语,恩怨相尔汝。划然变轩昂,勇士赴敌场。浮云柳絮无根蒂,天地阔远随飞扬。喧秋百鸟鸣,忽见疏凤凰。跻攀分寸不可上,失势一落千丈强……”诗中以儿女言情、勇士赴敌、凤凰鸣啭、柳絮飞扬等喻声的轻柔雄壮、抑扬起落高低变化,形象鲜明,譬形为声,从听觉到视觉都给人以一种具体的艺术魅力。 笔者认为:这三首描摹琴声的唐诗各有千秋,因何而流芳千古,令今人啧啧称道,互相比拟。它们的手法互不相同而又互相渗透,如白香山之《江上琵琶》,以声摹乐,通过我们所能想象到的声音来描绘琵琶音的绝妙;而韩退之的《颖师师琴》,则以形喻乐,通过对形的描绘而让读者想象出音尔的绝妙;李长吉之《李凭箜篌》,则以感状乐,用听者的感官理解来描写箜篌的绝妙;三者皆写音韵,手法中又互相渗透,也就是今人为何将其比较的原因所在。诗艺有赖文字,在音响上的掌握当然不及乐器的独奏或交响,但文字富有意义和联想,还可经营比喻和意象,却为乐器所不及。 总而言之:李贺善于吸取白、韩两位修辞之精华,而后精妙地加以艺术创新,采用了典喻声的修辞法,即用附丽于神话传说而翱翔的惊人想象来描写音乐,为此想象力与白、韩之比,更显得视通万里,思接千载,流芳百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