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祖泉先生是位精研古籍的地方史学者，也是我市有名的地方志专家，成绩斐然。担任10多年的涵江区方志办领导，主持编纂出版多部《涵江年鉴》，还有《千年涵江》《莆田市第一医院志》《涵江医院志》及《涵江财政志》等，并在《中国地方志》《巴蜀史志》《福建史志》《福建文史》等刊物发表文章近200篇。真可谓“读经传则根底厚，看史鉴则议论伟；观云物则眼界宽，去嗜欲则胸怀净”。他平生钟情读经论史，以严谨的治学精神，反复研读古典专著，精益求精，不断论证。秉持以经论史，以史证经的科学态度，笔耕不辍，日积月累，积沙成塔，撰述洋洋洒洒26万字的史志专著《祖泉史志论集》。不难窥见，作者牢记古人遗训“古今来许多世家，无非积德；天地间第一人品，还是读书”。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本书“莆史钩沉”一辑里，他是有目的、有侧重点的从莆仙众多的历史名人中，排出几位代表性的人物作为研究对象。在写法上并非一般的平铺直叙，罗列生平事迹，他则是对历史背景、人物关系、事迹的来龙去脉等，进行记述，更多的是论证、考订，全方位诠释名人的历史功绩。特别是对诸多历史疑问，深思熟虑，作了合理化的判断、论定。有时为了考证一个问题，翻阅了大量的史书典籍，进行重点的解析。在撰写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历史辩证法观点，遵循历史事实，以事实为依据，淋漓尽致地阐述历史人物的主要行事轨迹、社会贡献、著书立说等。例如《郑樵与图谱之学》一文，作者抓住这位史学家的著作要义、治学特点、科学思想，从许多类史学构建观点，精取出图谱这一门类，进行分析、解释、梳理或归纳，道出郑樵史学建设的学术真谛与价值。作者写南宋词人刘克庄，有的放矢地从其文学方面入手，引经据典，搜集大量史料，从纵的方面去印证“建大将旗鼓语”，再从横的方面去证实刘克庄是一位江湖派的领袖和最有号召力的诗人，作出结论：“由以往诗歌的关心群体变为关心个体，再由以往的关心天下到关心天下兼及关心自身，及至关注政治变为关注个体生命，关注身外变为关注内心世界——由政教性变为文学性。”这样一个文学与社会关联的链条的文化生态。作者论述得入情入理，分析得十分透彻。为了全面分析江湖诗派的内在因缘关系，作者抓住了“江湖诗祸”这一桩文字狱的兴衰始末，以及刘克庄仕途的屡起屡废的坎坷历程，朝野的“鼓扇异论”罪名，弹劾刘克庄等人，使“江湖诗派”遭到严重的打击等史实进行论述。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文学与政治是息息相关的。 林祖泉先生对历史人物功绩等问题进行一番缜密的考证。比如对蔡襄“修复古五塘”之地点，就引用大量正史记载证明诸多学者的讹误，用他读史正误的科学态度，纠正人云亦云的谬错，诸如此类的文章还有《宋代兴化知军履职年表考》《宋代莆田尚书考略》《二十四史中的莆仙人究竟有几个》等。对于戚继光这位抗倭名将，历史上流传“戚将军莆田斩子”故事，作者引用确凿的史实，来证实这一是非问题，字里行间，不难看出其灵活运用唯物辩证法历史观点。 在“志鉴编纂”专辑里，作者审时度势，以古鉴今，站在历史的高度，又不拘于时代的社会种种左右，从多维文化元素中去摄取其精华。再从古代“官修”的史志中去吸取营养，古为今用。与此同时，借鉴民国时期的《地方志书纂修办法》《修志事例概要》等，作者明显是要告诉读者修志的社会作用——“治天下以史为鉴，治郡国以志为鉴”。作者能详尽地介绍《史记》或其它史书中的有关记、录、述、表、图等的证史方法，再推介出部门或专业方面的志书，如《水利志》《地理志》《卫生志》等不一而足。文章大多具有指导性、文化性和历史性。 随着时代的发展，新一轮修志成为方志研究与编纂工作的重点。作者针对续修方志这一浩大工程，撰写了《第二轮志书续修之管见》《二轮志书应贯彻以人为本理念》等篇章，先是对续修方法作了解释，接着对历史续志经验作一番审视、思考，去粗存真，得出个人的见解与主张。作者还针对年鉴编纂性质、特点、规律、方法等问题作深层次的讨论，对自己多年研究成果进行经验总结、阐释，探微出新的思维方法，淋漓尽致地奉献给读者。 其实，林祖泉的研究课题并未局限在方志这一领域，他的发散式逻辑思维，拓展到历史事件所涉及到的人——政治、思想、文化、社会等方面，如黄滔的文学业绩、蔡襄的精神思想、郑樵的科学史观，还有黄公度的学术思想、林光朝的理学观点、江春霖的政治观念等。福建省文史馆馆长卢美松在本书序言里坦率地指出：“对历史的认识和结论，从来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难以要求完全的共识或一致的评价。重要的在于追求史实的详确，把人物行迹与时代背景揭示清楚，关系论述透彻，向社会和后人提供翔实的材料和完整的信息，这才是史志工作者应持的态度和追求的目标。祖泉显然明乎此……”是的，林祖泉就是这样一位坚持实事求是、治学严谨的史志专家。 |
“中国风”从莆田吹向世界
乐享趣味运动 “师”展时代风采
心手相牵 快乐成长
福建省建设工程“数智管家” 材料员岗位技能大赛在莆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