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国历史上，有教育兴国、科技兴国、实业兴国等等，但是谁也没有比历史兴国来得重要。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历史兴国或文化兴国说明了这一点。 第一次文化兴国旗手是孔子。孔子是我国春秋时期著名的历史教学和历史研究工作者。他一生勤奋好学，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大兴历史研究之风。孔子撰写《春秋》，整理了《诗经》、《尚书》等文化典籍，系统地总结了上自原始社会，下至春秋时期的历史经验，例如孔子的三大政即“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便是他对当时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孔子创办私学，以《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经传授学生，让他们学有所成，有的还成为“王者师”即以法治国的专家。据《庄子》的《天运》篇记载：“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无所钩用，甚矣夫！人之难说也？道之难明邪？’老聃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经，先王之陈迹，岂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犹迹也……’”在这里，“陈迹”即历史，所以，六经皆史。由于孔子和他的学生的共同努力，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化兴国终于降临人间，首先是学习和研究历史蔚然成风，出现了 诸子百家争鸣的喜人景象；接着是秦的统一和“文景之治”的出现。一个四分五裂的、“礼崩乐坏”的中国不仅重新统一，而且经济文化较前有了显著的发展。灿烂的政治思想之花终于结成了丰硕的经济之果。司马迁在《史记》的《孔子世家》篇中说：“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第一次文化兴国的旗手孔子及其研究方法正是这样深得人心。 第二次文化兴国旗手是李梦阳和何景明。据《明史·文苑一》记载，明代的复古思潮始于弘治年间（1488-1506）。“弘、正之间，李东阳出入宋、元，溯流唐代，擅声馆阁。而李梦阳、何景明倡言复古，文自西京、诗自盛唐而下，一切吐弃，操觚谈艺之士，翕然宗之。明之诗文，于斯一变。嘉靖时，王慎中、唐顺之辈，文宗欧等，诗仿初唐。李攀龙、王世贞辈，文主秦汉，诗规盛唐。”西京即西汉都城长安。从此以后，先秦至西汉古文，成为重点读物。而且，讲究学风，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像孔孟那样爱国爱民，从而出现了一大批不畏廷杖，敢斗奸佞的政府官员。特别是在东南沿海地区抗倭斗争中，涌现了朱纨、戚继光、俞大猷等一批不计较个人得失，全心全意为国为民的爱国将领。他们以实际行动挫败了朝中奸佞卖国求荣的阴谋诡计，为抗倭斗争的胜利做出了卓绝的贡献。复古思潮兴起后，人才济济，要名臣有名臣，金銮殿上斗奸佞；要名将有名将，边防海疆牢不可破，中国军队天下无敌……这是明代国内市场形成后，政治思想领域发生的可喜变化。 14世纪，意大利出现了文艺复兴，许多人以古希腊、罗马古典文化为武器，向封建神学作斗争。这在当时人们看来，好像古典文化经过天主教会长期压制以后又复兴了，因此称之为文艺复兴。明代复古思潮却让秦汉文章、盛唐诗篇独尊,摆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随之而来的是明代小说和戏剧的空前繁荣。在小说方面，明代有三大奇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还有众多的短篇小说集，“三言两拍”直到现在仍受广大读者喜爱。而且体裁多样，英雄与美女、才子与佳人之类谈情说爱占去相当大篇幅，封建纲常礼教受到了反复批判。明代戏剧演出成为城乡人民重要的文化生活，特别是南方，每逢秋收、庙会、或喜庆节日，都要演戏热闹一番。民间戏班子多，许多人以演戏谋生。于是又出现了许多著名作品，最负盛名的是戏剧家汤显祖的《牡丹亭》。《牡丹亭》通过神奇的爱情故事鞭挞了人吃人的封建礼教。所以，和意大利的文艺复兴相比，发生在中国的这次文化兴国，意义更加重大。 第三次文化兴国的旗手是毛泽东。毛泽东是个“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提倡者和实践者。1927年10月，毛泽东在井冈山创建革命根据地。一年之后，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说：“巩固根据地的方法：第一，修筑完备的工事；第二，储备充足的粮食；第三，建设较好的红军医院。把这三件事切实做好，是边界党应该努力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在这里，第一是足兵；第二是足食；第三是为民办实事，解决看病难问题。孔子的三大政成了毛泽东巩固根据地的三个要点。“一滴水可以反映出太阳的光辉。”这个历史文献成了毛泽东是个“洋为中用，古为今用”者的历史见证者。所以，向井冈山进军不仅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新起点，而且还是又一次文化兴国的开始。这是因为这次文化兴国的到来，伴随的是一场社会大变革，甚至连那些身居中共中央要职的人们的思想也要变化。孔子大兴历史研究之风收到了好的结果，毛泽东大兴历史研究之风，也收到了丰硕的成果：有了这次文化兴国，才有后来抗日战争的胜利；有了这次文化兴国，才有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侵华战争的彻底失败，中国大陆才能解放；有了这次文化兴国，才有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蓬勃发展；有了这次文化兴国，才有改革开放的辉煌历史。一句话，有了这次文化兴国，才有中国的锦绣前程。 中国三次文化兴国之所以都能收到丰硕的成果，是因为对后人来说，古代的文化遗产有诸多方面丰富的经验，这是千金难买的精神财富。而且，对于孔子来说，那时的古代却是原始社会。孔子对原始社会有段精辟的论述，他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那么，后来的社会呢？他说是“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道既隐”即阳光已经被乌云遮蔽了！很显然，孔子对原始社会那是怀念的。在古代，中国人怀念原始社会，西方国家也怀念原始社会，所以，二者“民主”一词的出现也来的早。许多人怀念昔日“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等既民主又平等的生活。 之所以孔子会称原始社会的路为“大道”，一则是因为在世界上原始社会长达几百万年，我国境内已知最早原始人类元谋人长达170万年，而中国进入阶级社会之后，到孔子时代时只不过一千五六百年，还不及人家的千分之一，你说阶级社会算老几？所以他瞧不起它。二则是因为给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人之初，性本善”，名不虚传。那时社会生产力之所以会不断发展，完完全全是因为行大道，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社会安定，一步步把人类历史发展的车轮向前推进。虽然原始社会已经一去不复还，但是“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等历史经验对后人来说，却是无价之宝，所谓以人为本和以民为本也就应运而生。孔子重视诚信和睦，孟子宣传“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和为贵”等哪里来的？原来无不是对原始社会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从中可以看出，历史兴国多么重要。其结果，“大道之行也”变成了几千年来促进和推动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奋斗目标，变成了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进军号角，而且这个号角还是在原始社会刚刚解体时就被有识之士吹起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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