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自古，见贪必惩，遇贪必治。贪，大可危及国家政权，小能败坏社会风气。历朝历代的“明君”“圣主”都是对此深恶痛绝，并为此制定了严格的法律制度。 周公在《周礼》中把“廉”作为考察官吏政绩的重要尺度。法家管子也把廉比喻为国家大厦的四根大柱之一，即后人概括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庄子》：“小人殉财，君子殉名。”《论语》也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秦律》规定：“通一钱者，黥为城旦。” 意思是说，哪怕受贿一个铜钱，也要受到脸上刺字，修城服苦役的惩罚。 汉代官吏贪赃犯罪，一律处死，并陈尸示众。汉朝大司农田延年因贪污受贿“三千万”，“事觉自死”。北魏法律规定，枉法十匹，罪之死刑，仅太和八年（公元484年），被身首异处的贪官就有四十多人。 到了唐代，科罚趋严。《唐律疏议职制律》篇规定，受有事人财而曲法处断者，一尺杖一百，一匹加一等，十五匹绞。虽受有事人财，判断不为曲法，一尺杖九十，二匹加一等，三十匹加役流。在古代，杖刑也是最严酷的刑罚，有的一百板子没挨完就呜呼哀哉了。唐太宗更是苦口婆心，劝部下“终日孜孜”，“小心奉法”。千万不要“见金钱财帛不惧刑纲”，更不能为贪污受贿“不惜性命”，到那时害了自己身家性命不说，还使“子孙每怀愧耻耶”？真是“规小得而大失者也”。 宋朝年间，赵匡胤“肃贪”更加严厉。从建隆三年（公元962年）到开宝六年（公元973年），十一年间就处死将军一级的贪官十多个，且暴尸街井，以儆效尤。铁面无私的包公，更是道出了“贪者，民之贼也”的千古名言。后来，红极一时，权倾朝野的“六贼之首”蔡京也没逃脱遭劾被贬的厄运，死于途中。 明朝初年，朱元璋为了“肃贪”，制定了鞭笞、苦工、抄家、挑筋、剥皮、灭族等酷刑，并明令“贪六十两银者割其首级”。《明律》规定，官吏受财枉法，一贯以下杖七十，八十贯处绞刑，受财而不枉法者，一贯以下杖六十，一百二十贯杖一百，流放三千里，而且罢其官职，永不再用。仅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发配凤阳的贪官就有一万多名。有个州官因贪污皇粮，被割皮示众。朱元璋的三女婿就是因为贩茶偷税漏税，被判了死刑。魏忠贤受贿被黜，畏罪自杀；纪纲贪污被揭，分尸于市；严嵩因贪遭削为民，其子被抄斩；赵文华死后30余年，其子孙还在为其偿还贪污的赃款…… 清朝的开国皇帝顺治帝，提出了“朝廷治国安民，首在严惩贪官”的政治主张，短短三天时间内，他就连发四道圣旨，并当场对漕运总督吴惟华、江宁巡抚士国宝革职严查。以后又规定，对地方官每三年进行一次甄别考核，考核第一次就有近一千名大小官员被革职查办或者降级使用。明珠贪婪，为康熙所斩；“和坤跌倒，嘉庆吃饱”更是家喻户晓；还有主管盐政的高恒因贪赃被处死后，他的儿子高仆前赴后继，重蹈父辙，也因贪污被处死。也算是“老子英雄儿好汉”了。 不仅如此，在古代，从来“不赦贪官”，换句话说就是“不让贪官有复出之日”。 唐太宗李世民于贞观四年大赦天下，罪无轻重，包括死罪皆赦免，却特别申明：“枉法受财之赃官不在赦列。”尽管宋王朝以忠厚开国，但也视贪赃为不赦之罪，并将贪官与“十恶杀人者”同罪。金朝世宗完颜雍也规定：“吏犯赃罪，虽令赦不叙。”这些都说明，古代的“明君”“圣主”对贪官是深恶痛绝，从不姑息迁就的。 |
市总工会助力木兰溪生态文明发展项目入选全国工会重点工作创新案例
湄洲岛生态低碳发展案例再次亮相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大爱和平 文明互鉴 第九届世界妈祖文化论坛在湄洲岛举行
灵华线羊角寨隧道上演“紧急救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