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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首创启用《大学》篇
【发布日期:2012-12-25】 【来源:】 【阅读:次】【作者:林劲松】
    《大学》原为《礼记》的一篇。作为单行本,宋仁宗首创启用《大学》篇。 据本市《重刊兴化府志》卷之十六《宋进士科》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王拱辰榜之后夹注:“是年赐《大学》篇,自后与《中庸》间赐。”这个记载告诉我们,在宋仁宗时,初开始,《大学》和《中庸》作为礼品分别赠送给新科进士们。
    《大学》篇强调的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即大学阶段学习的宗旨是提高道德品质修养,做到亲近平民百姓,把各样事情(读书和实践)办得好上加好,精益求精。在大学阶段学习要更上一层楼,无论是谁,是君是臣,还是民,都要从思想上树立“亲民”这一关键性问题。要是君亲民,臣亲民,民亲民,大家都来亲民,那么,对于推动和促进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发展,也就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大学》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在这里,作者总结了古时候人特别是尧舜禹三君子的实践经验,亲民思想也就有了历史依据。之所以华夏族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发展,就因为他们的首领带头亲民,选贤举能,讲信修睦,艰苦奋斗。传说夏禹治水,“三顾家门而不人”,公而忘私,牺牲了个人和家庭的利益。所以,君亲民,臣亲民,民亲民,三者薪火相传,缺一不可。
    《大学》还提出了“以修身为本”的新课题:“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在这里,作者以修身为本,以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为末,认为厚薄颠倒都是因为本乱,把思想品质修养的重要性说得十分深刻。所以,《大学》的人生哲学在世界思想史上,那是很先进的,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 
    那么,宋仁宗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启用《大学》篇?清代历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25的《宋冗官冗费》揭开了这个谜:“宋开国时,设官分职,尚有定数。其后,荐辟之广,恩荫之滥,杂流之猥,词禄之多,日增月益,遂至不可纪极。真宗咸平四年(1001年),有司言:减天下冗吏十九万五千余人。所减者如此,未减者可知也。”这就是说,宋冗官冗费由来已久,绝不是宋仁宗做皇帝以后才有的,而是日积月累,到宋真宗时,冗官就为数众多,难以统计。
    而且宋真宗本人还特别喜欢无原则封官许愿,“制作”冗官。庆历三年(1043年)九月,范仲淹出任宰相,在奏章中一针见血指出:“自真宗皇帝以太平之乐与臣下共庆,恩意渐广。大两省至知杂御史以上,每遇南郊并圣节,各奏一子充京官;少卿、监奏一子充试衔;其正郎、带职员外郎并诸路提点刑狱以上差遣者,每遇南郊奏一子斋郎。其大两省等官既奏得子充京官,优于庶僚,复更每岁奏荐,积成冗官。假有任学士以上官经二十年者,则一家兄弟子孙出京官二十人,仍接次升朝,此滥进之极也。”宋真宗所以那么喜欢封官许愿,是因为他认为那样做,皇恩浩荡,可以加强政权和巩固政权,却不知自己走的是用人唯亲路线。这是注定要失败的。所以,范仲淹在奏章中提出“抑侥幸”,即不要搞封官许愿,纠正治理天下中侥幸取胜的念头。
    宋初冗官的来源还和开科取士要求偏宽息息相关,进士科仅仅考试诗赋,明经仅仅考试背诵默写经典词句能力。由于进入门槛太低,要求不严格,所以名不副实,不会办事的人多。所以,宋仁宗首创启用《大学》篇,不是心血来潮,而是为了治国安邦大计。
    宋仁宗启用《大学》篇,也是急中生智。亲民,从宋仁宗带头做起,接着臣亲民,从新科进士做起,赐《大学》篇,寄于厚望。十三年后,席卷全国的庆历新政终于诞生。范仲淹提出十大政,抑侥幸、精贡举、厚农桑等,无不是利国利民的。这里试举两例。
    庆历新政以后,各地中进士数量增加了。据本市弘治志即《重刊兴化府志》卷十六宋进士科记载,从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开科取士始,至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82年间,兴化军中进士93人,其中莆田县63人,仙游县24人,兴化县6人。而从庆历六年(1046年),到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仅仅24年间,中进士就达94人,其中莆田县67人,仙游县23人,兴化县4人。以后,则越来越兴旺,状元多,进士多,当宰相多,进中央政府部门的更多。兴化军如此,全国各地也是如此。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范仲淹“十大政”得到了不断落实。“抑侥幸”,皇帝封官许愿少了;“精贡举”,合格人才多了。庆历新政后,百废俱兴,各行各业需要人才,所以开科取士,从民间录取人才的数量不断增加。
    与此同时,在各地地方官员的带领下,兴修水利工程多了。 庆历新政以后,“厚农桑”成了许多人的共识,讲究农田利害,兴修水利,大兴农利,成为了官民的共同行动。例如在莆田县,蔡襄奏复五塘正是在这样情况下进行的。其后,谁要是坑农民、害农民,那就有人管了!宋仁宗嘉佑中(1056-1063年)兴化知军刘谔创建太平陂也说明了这一点。
    凡此种种说明,宋仁宗首创启用《大学》,社会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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