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选举志记载的是科举登第情况。读了选举志，笔者往往有流水账感觉，仅仅把登第名单一一列出，并把登第者作了简单介绍。弘治《兴化府志》的选举志却有自己的特色，读了让人大开眼界。 和《八闽通志》、乾隆《莆田县志》的选举志相比，弘治《兴化府志》的特色是夹叙夹议多，让读者增长了不少历史知识。例如在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年）王世则榜之后夹注：“是年进士分为三甲，殿试分甲自此始。”一甲状元、榜眼、探花三人从此开始粉墨登场，最受人尊敬。与此同时，级别不同，政治待遇也不同。到网上查询方知，最初是第一名为状元，其次两人都为榜眼，到了后来第三名才是探花，很有趣。 又例如，在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王拱辰榜之后夹注：“是年赐《大学》篇，自后与《中庸》间赐。”教材发生了变化，这两篇得到了决策部门的重视，让学生上大学，学《大学》，走亲民之路，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君子精神。 有关王安石变法的有三条：一是在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叶祖洽榜之后夹注：“旧制：进士一日兼试词、赋、论，谓之三题；特奏名人止试论一道。至是年，始试策一道。至七年以进士罢词、赋，所试策无异。时政阙失，已许人上封事，遂罢贤良等科。”在这里，旧制，指庆历新政以后的考试制度。二是在熙宁六年余中榜之后夹注：“按《文献通考》，熙宁四年始罢词赋,专以经义取士,则此科以下,皆以经义中第也。是年第一甲、第二甲赐及第,第三甲、第四甲同出身,第五甲同学究出身。始罢探花宴,从余中之请。”三是九年徐铎榜之后夹注：“《宋史》，熙宁八年颁王安石《诗、书、周礼义》于学，谓之三经新义。则是科以下，盖用其经旨以取士也。是年，诏自第一名以下并试律义断案；赐官钱印小录。废明经科。” 宋朝建国之初，“冗官”之弊一直无法克服。后来又出现“冗兵”局面，朝政愈发雪上加霜。到了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出任宰相，提出“抑侥幸”，即不要搞封官许愿、“精贡举”，重视选拔明经人才等国策，宋仁宗决心改革吏制，实行新政。 其中，最突出的是改革考试制度。例如，旧制选拔进士仅考诗赋，新政则增至三种：“先策，次论，次诗赋”。这一制度遂成宋朝中期既定方针，后来王安石、司马光任相时都这样做。这说明庆历新政不是失败了，而是三年大见效。有关王安石变法期间的三条说明，考试制度有了发展。 令人兴奋的是弘治志还帮了我的忙。在嘉佑二年（1057年）章衡榜之后夹注：“是年亲试举人。凡进士与殿试者，始皆免黜落。”进士和殿试者从此有了言论自由。在这里，弘治志帮助我们认识了宋朝中期的政治特色，揭开了司马光和王安石等之争的迷。他们两人同朝为官，一个是宰相，一个是翰林学士、右谏议大夫。司马光前后三次写信给王安石，行使职权，对变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谈谈自己看法，这是正常的政治生活。王安石也重视司马光的来信，写了《答司马谏议书》，对司马光所提出的“侵官”、“生事”、“征利”、“拒谏”等一一解释，把变法目的意义说明清楚。司马光后来不是唱对台戏，而是继续主编《资治通鉴》，说明他并没有因为写那三封信而受到王安石打击报复。 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出任宰相，面对宋朝初期“冗官”即不会办事的人多的局面，提出了“抑侥幸”即不要搞封官许愿、“精贡举”等决策，重视选拔“明经”人才。宋仁宗下诏纠正错误，实行新政，改革吏治，改革考试制度等等。例如，进士考试旧时仅仅词赋，新政则三场：“先策，次论，次诗赋”。后来这个制度成为了宋朝中期的既定方针政策。嘉佑二年（1057年），宋仁宗“亲试举人。凡进士与殿试者，始皆免黜落”。从此，进士和殿试者有了广泛的言论自由。所以，王安石和司马光之争，无不引经据典，而且人们也会辨明是非，显示出了庆历新政20多年后不仅明经人才多了，而且会办事的人也多了，《农田水利法》实行后，全国一万多个水利工程横空出世，便是例子。 司马光对王安石变法公开反对，不仅没有被处罚，反而还继续让他主编历史巨著《资治通鉴》。该书经历十九年，于元丰七年(1084年)成书。孔夫子创办私学，用六经教书育人；司马光重视学习经典著作，重视历史经验总结，把《资治通鉴》奉献给自己的人民。所以，《资治通鉴》称得上是庆历新政以后在历史学方面所获得的丰硕成果。 凡此种种说明，选举志夹叙夹议好处多。《大学》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大意是说，事物发展有主有次，有一个过程，调查研究时就要了解事物发展的主次和全过程，分清先后，以总结和掌握它们的发展规律性。弘治志选举志夹叙夹议有助于读者实现这个目标。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应试教育的国家。在今天，我们应该怎样评价应试教育？读了弘治志选举志之后，我们就有了明确的答案，和肯定四大发明一样肯定它！开科取士是个民主用人制度，选贤举能，讲信修睦，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那样变化？认真想一想，你就会从变化中认识到了民主和科学精神是这个伟大民族的灵魂。所以，我市弘治志编得好，是一部“奇书”。笔者2008年5月到市志办买了它，几年来受益匪浅，历史研究成果多，拙作在刊物上常常发表，便是最好的说明。为此，笔者建议将来的方志学家们能吸取弘治《兴化府志》夹叙夹议的成功经验，把省市县志编成为受到读者好评的地方史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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